接下来的半年，是云锦人生中最忙碌的半年。

她每天只睡两个时辰。天不亮就起来，看情报、分析情报、整理情报、下达指令。寅时三刻，天还是黑的，她已经在书案前坐下了。书案上堆满了密信和卷宗，堆得像小山一样高。密信用的是竹纸，薄薄的，透光，一张一张叠在一起，像秋天的落叶。卷宗是牛皮纸的，厚实，边角卷了起来。她一份一份地看，一份一份地批。左手按住纸页，右手指着字，一行一行地往下移。速度很快，但不乱。像流水，有条不紊地流。字迹又快又潦草，但条理清晰。她的字本来很端正，像她这个人——一笔一划，不偏不倚。但现在写快了，笔画连在一起，有些字只有她自己能认得。但内容清楚——谁、什么时候、在哪里、做了什么、证据在哪。从不出错。暗营的情报网络被她发挥到了极致。

她在长安城里建立了三十多个暗桩，分布在东市、西市、崇仁坊、平康坊、皇城门口。东市的暗桩是一家茶楼，二楼靠窗的位置永远坐着一个喝茶的人。他面前永远摆着一壶茶、一只杯子，茶从早喝到晚，喝到没颜色了也不换。他不看人，看街。西市的暗桩是一家布庄，掌柜的是个女人，四十多岁，胖乎乎的，笑起来很和气。她的布庄里永远有客人，客人挑布的时候，她在旁边搭话。搭着搭着，客人的底细就摸清了。崇仁坊的暗桩是一家酒铺，卖的是黄酒，生意不好不坏。老板每天坐在柜台后面，手里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眼睛却在看对面——对面是几个宦官的外宅。谁进去了，谁出来了，什么时候进去的，什么时候出来的，穿什么衣服，带什么随从，他都知道。平康坊的暗桩是一家妓院，那里的消息最多。官员们喝了酒，搂着姑娘，什么话都说。说什么皇帝的身体，说什么太子的病情，说什么宰相的秘密。说了就传出去了。皇城门口的暗桩是一个卖胡饼的小贩，他的摊子就在皇城正门外。进进出出的官员都要经过他的摊子，有的人会停下来买个饼。买饼的时候会说话。说话的时候会漏东西。他听一句记一句，记在心里，回去写下来，送到暗桩。

宦官集团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密会、每一笔贿赂，都逃不过她的眼睛。某宦官某天夜里去了某大臣的府上，从后门进的，门是虚掩着的，有人接应。待了一个时辰，走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包袱。包袱不大，但很沉。某宦官收了某节度使的银子，银子是从太原运来的，装在茶叶箱里，箱子上写着“贡茶”。运到长安，卸货，搬进府邸，箱子打开，里面是白花花的银子。某宦官在皇帝面前说了王叔文的坏话，说他要“专权”“结党”“欺君”。皇帝没有说话，但脸色很难看。某宦官半夜去了舒王的府上，从侧门进的，天没亮就出来了。去的时候脸色很难看，出来的时候在笑。

王叔文根据她提供的情报，接连罢免了多名贪官污吏。他把宦官在各地的爪牙一个个拔掉，拔得干干净净。谁收了多少银子，谁卖了多少官，谁害了多少人，一桩一件，清清楚楚。他把他们的田产充公，田地分给农民，房子改成学堂，店铺租给商户。他把他们的亲信流放，远的流到岭南，近的流到黔中。流放的路很长，很多人走不到。他还削夺了宦官兵权——把禁军的指挥权从宦官手中收回来，交给朝廷的将军。禁军是皇帝的手和脚，手和脚不能握在别人手里。他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一个一个地换。换掉宦官的人，换上自己的人。有的顺利，有的不顺利。不顺利的时候，云锦的人就出面了。

朝野震动。百姓称快——长安城的百姓在街上欢呼，有人在朱雀大街上贴了告示，上面写着“王叔文青天”。告示是用红纸写的，字很大，隔一条街都能看到。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有人喊“王大人万岁！”喊完自己吓了一跳，捂住嘴，但周围的人都笑了。但云锦知道，表面的欢呼下面，是更深的暗流。欢呼的人多，恨的人也不少。被罢免的贪官恨他，被夺权的宦官恨他，被流放的亲信恨他。他们不会善罢甘休。

反对派的反扑异常猛烈。宦官集团联合地方藩镇，不断在朝中制造事端，攻击王叔文等人。他们每天写奏章，弹劾王叔文“专权”“结党”“欺君”。奏章堆在皇帝的案头，堆得比云锦的情报还高。他们在朝堂上当众骂王叔文是“奸臣”，说他要“废帝自立”。骂人的声音很大，大到皇城外都能听到。王叔文不说话，不争辩，不反驳。他站在那里，等他们骂完。骂完了，他继续说他要说的话。他们甚至在宫中散布谣言，说王叔文和顺宗的王贵妃有私情。谣言传得有鼻子有眼——哪一天，什么时辰，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全是假的。但有人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