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里的决心，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起初只漾开他自己心头的涟漪。

他果真开始行动了。

他用最原始的方法，在笔记本上一点点梳理、归纳，云雾村的气候数据（靠回忆和询问老人），土壤样本的特性（他真去不同坡地挖了土，用手捻，用鼻子闻，甚至偷偷用舌头尝，被程真发现后好一顿说），野生药材的分布图（结合老药农的口述和自己的记忆，笨拙地标注在皱巴巴的地图上），投入产出比的粗略估算（每一笔都算得他眉头紧锁）……一张张写得密密麻麻、画满箭头和问号的纸，在桌上越堆越高，像一座用意志和墨水堆砌的堡垒，他的眼窝陷了下去，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但那双眼睛，在疲惫深处，却始终燃烧着一种近乎偏执的、不肯熄灭的光。

白天，他开始更频繁地在村里走动，带着那本日渐厚重的笔记本。

他甚至提着奶奶做的米糕，一次次去敲村尾陈老四的门，忍受着屋里的霉味、酒气和主人的怪脾气，只为了从他零星破碎的记忆里，挖掘出关于药材等级、价格波动的、哪怕一丝有用的信息，程真有时不放心，会远远跟着，看着他被陈老四不耐烦地赶出来，拍拍身上的土，沉默地站一会儿，眼神里闪过一丝挫败，却又很快被更深的执着取代，然后攥紧笔记本，走向下一家。

阻力，像无处不在的空气，包围着他。资金的匮乏是最坚硬的壁垒。

技术的空白是浓重的迷雾，人心的迟疑和现实的困窘，则是黏稠的泥沼，让每一步都步履维艰，就连最支持他的村长，在听了他几次“汇报”后，也搓着手，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阿柏，你的心，叔懂，可这……开荒要人，买苗要钱，请技术员更要钱，村里账上啥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让大家凑？谁家舍得把棺材本拿出来冒这个险？难啊……

他将这些反馈，无论是热情的、冷淡的、支持还是怀疑的，都一五一十地记在笔记本上。

程真半夜醒来，会发现身旁的位置是空的，走出去，会看见柏里披着外套，独自坐在屋檐下的小板凳上，对着黑黢黢的、连绵的山影，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山风很冷，吹得他单薄的身影微微发抖，他却浑然不觉。

程真没有劝阻，只是默默回屋，拿件更厚的外套，走过去，轻轻披在柏里肩上，然后挨着他坐下，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陪着他，看远处山脊线上逐渐泛起的、黎明前最黑暗的那一抹青灰色。

他知道，此刻任何言语的安慰都苍白无力。柏里需要的不是安慰，是一个突破口，哪怕只是一道微光。

光，似乎真的在一点点、极其缓慢地透进来。

第一丝光，来自那本越来越厚的笔记本，柏里不再只是零散地记录，他开始尝试整理，用他有限的学识和从各处搜罗来的信息，结合村里的实际情况，试图形成一份哪怕简陋、却尽可能有条理的“报告”。

程真有时会坐在他旁边，安静地看他写，在他遇到表述不清或者逻辑混乱时，轻声提点一两句，或递上一杯温水，更多的时候，只是陪伴，那盏昏黄的灯下，一个奋笔疾书，一个默默相伴，成了山村里无数个深夜里，一幅无声却坚实的画面。

终于，柏里觉得，手里的东西勉强能看了。

他把它工工整整地誊写在一个新的硬壳笔记本上，封面上端端正正地写上几个大字：《关于云雾村发展中草药种植产业的初步设想与建议》。

他揣着这个笔记本，来到了镇上，他没有直接去找林主任，而是先去了镇上的邮政所，将这份凝聚了无数个日夜心血的手写报告，连同他手绘的地图、土壤样本的简单描述（用塑料袋小心包着的一点土），一起装进一个大信封，寄给了县扶贫办。

回来的路上，天色已晚，山风呼啸，但他心里却仿佛揣着一小团微弱的火苗，虽然不明亮，却带着温度。

寄出报告后，是更漫长的等待。

最大的变化，发生在半个月后。

那天下午，一辆沾满泥泞的越野车，停在了村公所门口。

车上下来三个人，除了上次来过的林主任和他的助手，还有一个戴着眼镜、头发花白、气质儒雅的老者，村长闻讯赶来，一脸惶恐。

林主任介绍，这位是省农科院的退休老专家，赵教授，是他特意请来，帮忙实地看看云雾村到底适不适合、适合种什么药材的。

赵教授话不多，但眼神锐利，他谢绝了村长安排的“先喝茶休息”，直接让柏里带路，去山上看看。

柏里强压住心中的激动，拿着他那本写满笔记、画着地图的宝贝笔记本，领着赵教授和林主任一行，钻进了云雾缭绕的后山，整整一个下午，赵教授几乎走遍了柏里在报告中提到的、可能有潜力的几片坡地，他仔细查看土壤，辨认植被，询问海拔、光照、水源，甚至掏出一个小本子记录，不时和柏里交流几句，问的问题专业而深入，柏里尽己所能地回答，有些答不上来的，就老实说不知道，但会立刻记在本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