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恨他吗？”

沈夜澜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雨还在下，细细密密的，打在玻璃上，汇成一条一条弯弯曲曲的水痕。他看着那些水痕，看着它们在玻璃上慢慢地、没有方向地、不知道要去哪里地流着。

“不恨了。”

林柏舟没有问为什么。他不需要问。他知道，从沈夜澜把那枚硬币包进饺子里的那一刻起，从他把那张百日照放进口袋里的那一刻起，从他在沈鹤亭的办公室里听到那句“你跟你妈长得真像”的那一刻起，从他在那个雨夜推开柏舟书店的门、看见一个年轻的男人端着一碗青菜豆腐汤站在路灯下仰头看着他的那一刻起——恨就已经在一点一点地消融了。不是被人为地、用力地抹去的，是像冰在春天的阳光里一点一点地融化一样，自然而然的，不需要任何力气的，挡都挡不住的。

窗外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小了一些。老槐树的枝桠在雨里轻轻摇晃，枝头的芽苞已经鼓了起来，嫩绿色的，在灰蒙蒙的雨幕里显得格外鲜亮，像是有人在那些光秃秃的枝条上点了一盏一盏小小的、绿色的、随时都会亮起来的灯。春天要来了。沈夜澜到江城的时候是秋天，案子了结的时候是冬天，宣判的时候已经是春天了。他从秋天走到冬天，从冬天走到春天，走过了梧桐巷的落叶、积雪、新芽，走过了32号和33号之间那七八步的距离，走过了从一个人到不再是一个人的、漫长的、艰难的、但每一步都值得的路。

他收回目光，低下头，看着林柏舟。

林柏舟的头发被炉火烘得有点干了，额前的碎发翘起来几根，毛毛躁躁的，像一只刚睡醒的猫。他的脸色在炉火的映照下红润了一些，嘴唇的颜色也好了一点，不是发紫的，是淡淡的粉红色，像春天刚开的樱花瓣。

他伸出手，把那几根翘起来的头发按了下去。

“饺子好了吗？”他问。

林柏舟愣了一下，低头看了看盖帘上那些歪歪扭扭的、大小不一的、有的像月牙有的像元宝有的像一团被捏过的面疙瘩的饺子，笑了。“好了。”

“煮吧。”

林柏舟走到炉子前面，把水壶拿下来，坐上锅，倒了大半锅水，盖上锅盖。锅里的水很快就开了，咕嘟咕嘟地冒着大泡。他把饺子一个一个地下进锅里，用勺子沿着锅边轻轻推了推，防止粘底。饺子在沸水里翻滚着，白色的面皮渐渐变得透明，隐隐能看到里面深色的馅料。

沈夜澜站在他旁边，看着锅里的饺子，看着那些白色的、小小的、在沸水里上下翻滚的、像一群在温泉里打闹的孩子一样的饺子。

“林柏舟。”

“嗯。”

“等春天来了，我们去拍照。”

林柏舟的手停了一下。“拍照？”

“结婚照。你不是说，等这个案子结束了，我们就去领证、拍一张照片、买一对戒指吗？”

林柏舟转过头看着他，眼睛里有光——不是泪，是比泪更亮、更暖、更不容易被风吹灭的、像炉火一样的光。

“你记得？”他的声音有点抖。

“记得。”

林柏舟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笑了。那笑容里有泪水，有释然，有一个人等了很久很久、久到以为这辈子都等不到了、忽然被告知“你不用再等了”时，那种心脏停跳了一拍然后疯狂地、不可控制地、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一样跳动的感觉。

“好。”他说。

锅里的饺子熟了，一个个浮上水面，白白胖胖的，挤在一起，像一群在温泉里泡澡的、舒服得不想动弹的、发出满足的呼噜声的小动物。林柏舟用漏勺把它们捞出来，装进盘子里，端到桌上。

沈夜澜夹起一个饺子，咬了一口。是白菜猪肉馅的，白菜切得很细，猪肉剁得很碎，馅里放了姜末和葱花，味道和他以前吃过的所有饺子都不一样——不是因为这个饺子更好吃，是因为这个饺子是他在自己家里、和自己要共度余生的人一起包的。

他嚼了两下，咬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硬币。他把那枚银白色的一分钱硬币从嘴里拿出来，放在桌上。硬币在桌面上滚了半圈，停了下来，正面朝上，麦穗的图案在灯光下闪着柔和的光。

林柏舟看着那枚硬币，笑着笑着就哭了。

不是嚎啕大哭，不是无声饮泣，只是两行眼泪无声地从眼眶里滑出来，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在桌面上，滴在他面前那碗醋碟里，滴在沈夜澜握着筷子的手背上。他没有去擦，任由那些泪水在脸上慢慢地流、慢慢地干、慢慢地蒸发。他低下头，看着桌上那枚银白色的硬币，看着硬币上麦穗的图案，看着沈夜澜被泪水打湿的、骨节分明的手。

“今年是你的好运年。”他说。

沈夜澜看着他，看着他的泪眼，看着他被泪水洗过的、比任何时候都干净、都明亮、都透明的眼睛。

“是我们的。”他说。

窗外，雨停了。云层裂开一道缝，一道阳光从缝隙里漏下来，落在梧桐巷的青石板路面上，落在老槐树光秃秃的枝桠上，落在33号书店被雨水洗过的、干净得像新的一样的门头上。那块褪了色的木牌在阳光里微微发光，上面的四个字被雨水冲洗得格外清晰——“柏舟書店”。泛彼柏舟，亦泛其流。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船有顺流逆流。但岸一直都在。灯一直亮着。门一直开着。

1986年3月15日，宣判日。梧桐巷的春天，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