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厅的大楼在人民路中段，是一栋灰白色的八层建筑，楼顶竖着警徽，在秋日的阳光下闪着冷冽的金属光泽。沈夜澜站在门口的时候，想起了自己在这里度过的三年。三年里他每天从这扇门进进出出，从来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觉得这扇门比记忆中更高、更沉、更难推开。

他推开玻璃门，走进大厅。大厅里的布局和三年前一样——正对面是接待台，左手边是楼梯，右手边是走廊，走廊尽头是电梯。墙上贴着的标语还是那句“严格执法，热情服务”，只是边角有些翘起来了，露出下面泛黄的旧胶水。地上铺的水磨石地面被无数双脚磨得光滑发亮，能模糊地映出人影。

他没有上楼，而是走到了大厅角落的公用电话旁，拨了一个号码。

“方远，是我。”

电话那头传来方远压低了的、带着一点焦急的声音：“沈夜澜？你在哪儿？”

“省厅一楼。你办公室在几楼？”

“六楼。你上来，618。门口别敲门，进来就行。隔壁就是纪委的人，别闹出动静。”

沈夜澜挂了电话，上楼。六楼的走廊比一楼安静得多，铺着深灰色的地毯，脚步声被地毯吸走了大半，只留下闷闷的、几乎听不见的沙沙声。走廊两边的门都关着，门上的磨砂玻璃透出里面模糊的灯光和人影。他走到618门前，没有敲门，直接拧开门把手，走了进去。

方远的办公室不大，一张办公桌、两个文件柜、一把椅子，桌上堆满了文件和一摞摞厚厚的卷宗。方远正站在窗边打电话，见他进来，对着话筒说了句“就这样，回头再说”，挂了。他转过身，看着沈夜澜，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目光在他的警服外套和手里的公文包之间来回扫了几个来回，最后停在沈夜澜的脸上。

“你瘦了。”方远说。

“没有。”

“有。至少瘦了十斤。你上次来省城到现在不到一个月，瘦了十斤。你在江城到底干什么了？天天不吃饭？”

沈夜澜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把公文包放在桌上，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从公文包里拿出那份材料清单，放在方远面前。“这些是我在江城查到的所有材料，包括证词、鉴定报告、书证、物证。一共二十三份。我需要省厅正式接手这个案子，成立专案组。”

方远低头看着那份清单，一个一个地看过去——陈怀瑾证词、吴明调查报告、赵德茂尸检报告、赵德茂证词、林柏舟舅舅笔记原件、苏晚照片、1975年表彰大会合影、顾衍之自首材料、码头老船工证词、周国平证词、王婶证词、35号现场勘查记录、子弹、断钥匙……他一页一页地翻，翻到最后一页，抬起头看着沈夜澜，眼睛里有一种复杂的、难以言说的东西在翻涌。

“你一个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查到了这些东西？”方远的声音有些发紧。

“不是一个人。有人帮我。”

“谁？”

沈夜澜想到了林柏舟，想到了韩世安，想到了周国平，想到了码头老船工，想到了那个画院档案室的老管理员，想到了吴明的母亲，想到了陈怀瑾，想到了梧桐巷每一个在恐惧中沉默了十年但最终选择开口的普通人。

“很多。”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