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远把清单放下，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腹部，看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沉默了很久。日光灯管坏了一根，只剩另一根在顽强地亮着，发出嗡嗡的电流声，像一只被困在灯罩里的、垂死挣扎的飞蛾。

“这个案子我接不了。”

沈夜澜的手指微微收紧。“为什么？”

“因为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这涉及到省里的干部——沈鹤亭是副省长，程绍棠是退休的省委副书记。这个级别的干部，不是省厅说查就能查的。需要省委批准，需要纪委介入，需要走一套很复杂的、很漫长的、每一步都可能被人拦下来的程序。”

方远把清单推回到沈夜澜面前，手指在纸张上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敲着。

“沈夜澜，你这些东西，很全。证人、证词、物证、书证、录音、照片，能有的都有了，不该有的也有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什么？”

“沈鹤亭是你的父亲。程绍棠是沈鹤亭的老上级。顾衍之和陆维民是沈鹤亭的老部下。你查到的每一条线，都指向你父亲。你提交的这些材料，在别人眼里，不是一个警察在查案，是一个儿子在告父亲。你明白吗？不管你查得多么扎实，不管你的证据链多么完整，不管你说多少遍‘这是公事公办’，总会有人觉得——你是在公报私仇，你是在利用职务之便报复一个抛弃了你的父亲。”

方远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根针，扎在沈夜澜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他们会说你动机不纯，会说你材料里可能有夸大、有删改、有选择性的呈现，会说你的证人是被你诱导的、你的物证是伪造的、你的整个案子都是为了搞垮你父亲而精心设计的一场骗局。他们不会说出来，但他们会这么想。会在开会的时候交换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会在写报告的时候用一些模棱两可的措辞，会在做决定的时候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把案子搁置、拖延、无限期地拖下去，拖到所有人都忘了这件事，拖到所有证人都死了、所有证据都失效了、所有真相都被时间掩埋了。”

方远停顿了一下，端起桌上的搪瓷茶缸喝了一口水，把茶缸放回桌上的时候，杯底磕在桌面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像是叹息一样的声响。

“你做好准备了吗？”

沈夜澜看着方远的脸。方远比他大两岁，但看起来比他老了至少五岁。眼角的皱纹、额头的抬头纹、两鬓的几根白发，都是这几年来在省纪委这个不见硝烟的战场上留下的痕迹。他的眼睛里布满血丝，嘴唇干裂起皮，下巴上冒着青色的胡茬，整个人看起来像是连续熬了好几个通宵、靠浓茶和烟撑着一口气、随时都可能倒下去但就是不肯倒下去的那种疲惫。

“我做好准备了。”沈夜澜说。

方远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慢慢地、郑重地点了一下头，伸出手，握住了沈夜澜的手。“好。我帮你。不是以省纪委的名义——我现在还没有那个权限。以我个人的名义。我会用我所有的时间、所有的资源、所有的人脉，帮你在省里走通这条路。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你需要调阅什么文件，我帮你去调。你需要见什么人，我帮你去约。你需要我站在你这边的时候，我永远站在你这边。”

沈夜澜看着他握着自己的那只手，那只手和他的一样瘦、一样骨节分明、一样指腹有薄薄的茧。这是两个在同一片战场上并肩作战过的人的手，不需要任何多余的言语，光是握在一起，就能传递出一种只有经历过同样风雨的人才懂的默契和信任。

“方远，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