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衍之，”他念了一下这个名字，声音里有一种奇怪的、像是在辨认一个很久不见的故人一样的语气，“他还没有死？”

“没有。他要自首了。他供出了陆维民，供出了沈鹤亭，也供出了你。”

程绍棠把照片放回茶几上，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这一次他喝得比刚才快，像是需要用茶水的温度来温暖一下自己正在慢慢变凉的身体和心脏。

“沈夜澜，”他第一次叫出了沈夜澜的名字，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挖出来的，“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查这个案子，查到最后，就算你把所有的人都查出来了——顾衍之、陆维民、沈鹤亭、我——就算你把我们都送进了监狱，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让宋怀远和苏晚沉冤昭雪——然后呢？你得到什么了？你失去什么了？你父亲会被判刑，你的身上会永远背着‘副省长儿子的’这个标签，不管你做得多好，不管你这辈子破多少案子、抓多少坏人、立多少功、受多少奖，别人提起你的时候，第一句话永远都是——‘哦，就是那个把亲爹送进监狱的警察？’”

沈夜澜的手指在膝盖上收紧了。

“然后，我就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用钉子钉进木头里的那种力度，笃定的、不可动摇的、不会因为任何外力而弯曲分毫的。

程绍棠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笑了。不是那种和善的、慈祥的、长辈对晚辈的宽容的笑，是一种更复杂的、更沉重的、像是一个下了一辈子棋的老棋手，终于看到了一手他从未见过的新棋路时，那种混合了惊讶、欣赏和遗憾的表情。

“你跟你父亲，真的很像。”他说。

“不像。”沈夜澜说。

程绍棠没有反驳。他端起茶杯，把剩下的茶一口喝完，把杯子放回茶几上，靠在沙发背上，闭上了眼睛。脸上的皱纹在日光灯的光里显得格外深，像一张被揉皱又抚平的老地图，每一条纹路都指向一个再也回不去的地方。他的呼吸很慢，很均匀，像是一个在做着很长很长的梦的人，梦里没有沈夜澜，没有宋怀远，没有1975年的雨夜，没有那通改变了所有人命运的电话，只有三十年前的普洱、二十年前的银杏树、十年前的金鱼池，和五年前挂上墙的那幅“宁静致远”。

“你走吧，”他说，声音低了下去，低得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下传上来的，“该说的，我都说了。不该说的，你也都知道了。剩下的，你自己看着办。”

沈夜澜站起来，把照片收进公文包里。林柏舟也站了起来，弯腰拎起那盏绿色的台灯。

他们走到门口的时候，程绍棠忽然开口了。

“小沈。”

沈夜澜停下来，没有转身。

“你恨你父亲吗？”

又是这个问题。陈怀瑾问过他，韩世安问过他，现在程绍棠也问他。沈夜澜站在那里，背对着程绍棠，看着院子里那棵金黄色的银杏树。夜风吹过，叶子从树上飘落下来，像一场金色的、无声的、盛大而寂寥的雪。

“不恨，”他说，“但我会让他付出代价。”

他没有回头。他推开门，走进了院子里的夜色中。林柏舟跟在后面，把那盏绿色的台灯打开了，绿色的光在前方画出一个明亮的、温暖的圆圈，像一个微型的、移动的、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月亮。

程绍棠坐在沙发上，看着他们的背影一点一点地消失在院子的夜色里。绿色的灯光在青砖地面上跳动、闪烁、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融进了别墅外面那条没有路灯的、黑暗的、看不到尽头的巷子里。

他在沙发上坐了很久。

然后他拿起茶几上那杯已经凉透了的普洱，慢慢地、一口一口地喝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