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墅的院子比沈夜澜想象的要大。

青砖铺地，砖缝里长着细细的青苔，踩上去有点滑。院子东边种着一棵银杏树，树干粗得一个人抱不住，树冠巨大，金黄色的叶子在夜风里沙沙作响，有几片叶子从树上飘下来，落在地面上，落在程绍棠的肩上，落在他身后那条被庭院灯照得发亮的青砖小路上。

院子西边有一个小小的鱼池，池子里养着几尾锦鲤，红的白的黑的，在灯光下慢悠悠地游动，偶尔有一条跃出水面，啪嗒一声，又落回去，荡开一圈一圈的涟漪。池边放着一把藤椅和一张小圆桌，圆桌上放着一个白瓷茶杯和一本书，书翻开着，扣在桌面上，像是主人刚刚还坐在这里看书，只是暂时离开了片刻。

程绍棠领着他们穿过院子，走进别墅的客厅。

客厅很大，但布置得很朴素。没有水晶吊灯，没有真皮沙发，没有红木家具，没有任何沈夜澜想象中一个退休的省委副书记应该有的奢华摆设。墙上挂着一幅字——“宁静致远”，笔锋遒劲有力，落款是一位已经去世的老书法家。字画下面是一张老式的木质沙发，沙发上铺着一条手工钩花的白色沙发巾，沙发巾的边缘有些地方已经脱线了，露出了下面深色的布料。茶几上放着一套白瓷茶具，茶壶的盖子缺了一个小角，但没有换新的，还用着，用得很仔细，缺口处被茶水浸润得发亮。

程绍棠在沙发上坐下来，把拐杖靠在扶手旁边，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

沈夜澜和林柏舟在他对面坐下来。林柏舟把那盏绿色的台灯放在脚边，关掉了——客厅里有灯，一盏日光吊灯，把整个客厅照得通明透亮，不需要那盏小小的台灯了，但那盏灯还是在那里，像一个安静的、不说话的、只是陪伴的同伴。

程绍棠端起茶几上的茶壶，倒了三杯茶。他的手很稳，倒茶的时候没有洒出一滴，茶汤的颜色是深琥珀色的，在白色的瓷杯里显得格外浓郁、醇厚、像是被时间浸泡了很久的老茶。

“这是普洱，”他把两杯茶推到沈夜澜和林柏舟面前，“存了三十年了。比你们的年纪都大。”

沈夜澜没有端那杯茶。“程绍棠同志，我今天来，是想向你了解一些情况。”

程绍棠端起自己的那杯茶，吹了吹热气，慢慢地喝了一口。他喝茶的样子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品一件艺术品——先闻香，再观色，最后才入口，含在嘴里停了几秒，才慢慢地咽下去。咽下去之后还闭了一下眼睛，像是在回味那茶汤在舌尖上留下的、醇厚的、复杂的、层层叠叠的味道。

“你问。”他说，睁开眼睛，把茶杯放下。

“1975年10月，你是不是给江城分局打过一通电话？”

程绍棠的手指在茶杯的杯沿上轻轻划了一下，瓷杯发出细微的、几乎听不见的嗡嗡声。

“打过。”

“电话里你说了什么？”

程绍棠靠在沙发背上，双手交叠放在腹部，目光落在天花板上那盏日光吊灯上。日光灯的光很亮，亮得他眯起了眼睛，但他没有移开目光，就那么眯着眼睛，看着那盏灯，像是要从那刺眼的、白色的光里看出什么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来。

“我说了三句话。”他闭上了眼睛。“哪三句？”沈夜澜的声音从喉咙里挤了出来。

程绍棠睁开眼睛。

“‘宋怀远的案子，影响不好，尽快结案。’‘不要扩大调查范围。’‘这件事，到此为止。’”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这三句话念了出来，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齿缝里挤出来的，又像是从喉咙深处呕出来的。和他当年打电话时说的字一模一样，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和沈夜澜在案卷里看到的、在陈怀瑾的证词里听到的、在他脑子里回响了无数遍的那三句话一模一样。

沈夜澜从公文包里拿出那张1975年江城文化系统表彰大会的合影，放在茶几上，推到程绍棠面前。

“这张照片上，前排最中间的人，是你。”

程绍棠低头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他的手指在照片的边缘慢慢地、来回地摩挲着，指腹粗糙的皮肤和照片光滑的表面之间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像秋天的落叶被风吹过青石板。照片上的他五十多岁，头发花白但浓密，脸型方正，下颌线条刚硬，嘴角微微向下抿着，在所有人都在笑的时候，他没有笑。

“是我。”他说。

“顾衍之给我的照片，背面写着——‘他才是那个打电话的人。’这个‘他’，指的是你。”

程绍棠的手指停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