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绍棠住在省城东郊的一栋独门独院的别墅里，从长途汽车站坐公共汽车要一个半小时。沈夜澜和林柏舟到的时候是下午两点，阳光正好，别墅院子里那棵银杏树的叶子金灿灿的，在秋日午后的光线里亮得像一把巨大的、燃烧着的火炬。

别墅的围墙很高，大约三米，墙头上拉着铁丝网，铁门紧闭，门口有武警站岗。不是那种老式的、坐在传达室里打瞌睡的武警，而是穿着笔挺制服、腰间别着手枪、站得笔直如松、目光如炬的真正意义上的哨兵。

沈夜澜走到门口，从口袋里掏出证件，翻开，举到武警面前。

“江城公安局刑侦科沈夜澜。有事需要面见程绍棠同志，麻烦通报一下。”

武警看了他的证件，又看了看他身后拎着绿色台灯的林柏舟，面无表情地拿起内线电话，拨了一个号码，低声说了几句。挂了电话，他看着沈夜澜，面无表情地说：“程老的秘书马上出来。”

他们等了大约十分钟。别墅的院子里很安静，听不到任何人声，只有风吹过银杏树叶的沙沙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汽车喇叭声。林柏舟站在沈夜澜的左边，把台灯换到右手拎着，左手垂在身侧，指尖无意识地轻轻碰着沈夜澜的手背——不是握，只是碰，像是怕他在漫长的等待里会不知不觉地消失。

铁门开了。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走出来，穿着白衬衫、深色西裤，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的表情是那种标准的、滴水不漏的、既不过分热情也不过分冷淡的公事公办。他上下打量了沈夜澜一遍，目光在他的警服外套上停了一瞬，然后在林柏舟身上停了一下——主要是停在他手里那盏绿色的台灯上。

“沈夜澜同志？”秘书的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一种机关干部特有的、不紧不慢的节奏。

“是。”

“程老今天下午有安排，不见客。你改天再来吧。”

沈夜澜看着他的眼睛。“我不是来作客的。我是来办案的。程绍棠同志与一桩正在侦查的重大案件有关，我需要向他了解情况。根据法律规定，任何公民都有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义务。”

秘书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嘴角微微抿了一下——那个动作很短，不到半秒钟，如果不是刻意去看，根本不会注意到。

“程老的身体不好，医生交代了不能劳累、不能受刺激。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先跟我说，我转告程老，等他身体好一些了再答复你。”

“不行。我需要当面问。”

秘书看着他，沈夜澜也看着他。两个人对视了大约三四秒钟，秘书先移开了目光。不是认输，是一种更高级的、更圆滑的、更滴水不漏的退让——你赢了这一回合，但我不会让你赢下一回合。

“那你等着吧。程老现在在午睡，醒了之后有没有时间见你，我不确定。”

他说完转身走了进去，铁门在他身后关上了，发出一声沉闷的、金属质地的“哐”，像一口大钟被敲响之后那一声悠长的、久久不散的余音。

林柏舟走到沈夜澜旁边，把台灯放在脚边，拉了拉他的袖子。“他让我们等着，我们就等着？”

“等着。”沈夜澜说。

“等多久？”

“等到他见我们为止。”

林柏舟看着那扇紧闭的铁门，又看了看沈夜澜的侧脸。沈夜澜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的下颌线绷得很紧，太阳穴附近的青筋微微凸起，像是全身的血液都在加速流动、加速燃烧、加速为即将到来的对峙做着某种看不见的、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