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世安住在江城老城区的一条深巷里，从分局骑自行车要二十分钟。他没有自行车，林柏舟也没有，两个人走了四十分钟，从梧桐巷出发，穿过建设路，穿过新华路，穿过一片密密麻麻的老居民区，最后拐进了一条窄得只能容一个人通过的巷子。

巷子里没有路灯，两侧是高高的砖墙，墙头上长着狗尾巴草，在暮色里摇摇晃晃的。地面是碎石子铺的，踩上去沙沙作响。林柏舟把台灯打开，绿色的灯光在黑暗的巷子里切开一道窄窄的、明亮的缝隙，像一把锋利的、发着光的刀。

韩世安的家在巷子最深处，是一栋独门独院的老平房。院子里种着一棵石榴树，树上还挂着几个干枯的石榴，裂开了口子，露出里面暗红色的、已经干瘪的籽。院门没有关，虚掩着，门缝里透出昏黄的灯光和韩世安收音机里传出的京剧唱腔——“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沈夜澜敲了敲门。

“进来——”韩世安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拖着长长的尾音，和收音机里的唱腔混在一起，像是一首奇怪的二重唱。

沈夜澜推门进去。

韩世安正坐在堂屋里的一把藤椅上，面前放着一张小方桌，桌上有一碟花生米、一杯白酒、一本翻开的案卷。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褂，脚上趿拉着一双布鞋，嘴里叼着一根烟，烟雾在昏黄的灯光里慢慢升腾、扩散，和收音机里传出的京胡声交织在一起，像一层薄薄的、看得见的、正在流动的时间。

他看见沈夜澜进来，又看见跟在后面的林柏舟，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哟，两个人来的？有大事？”

沈夜澜在他对面坐下来，林柏舟坐在他旁边，把台灯放在桌上，关了。韩世安看了一眼那盏绿色的台灯，目光在林柏舟身上停了一下，又看了看沈夜澜，嘴角浮起一个似笑非笑的、什么都明白但什么都不说的表情。

“老韩，这个人你认不认识？”沈夜澜从信封里抽出那张照片，放在桌上，手指点在前排最中间那个没有笑的人身上。

韩世安把烟从嘴里取下来，凑近了看。他的眼睛不好使，眯着眼看了好几秒钟，又把照片拿起来，凑到灯泡底下看。灯光从照片表面反射回来，照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把他的表情照得一览无余——先是疑惑，然后是回忆，然后是认出来的那一刻，瞳孔微缩、呼吸停滞的瞬间。

他把照片放下，坐回藤椅上，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是高度的白酒，他喝得很快，像是需要用这种辛辣的、灼烧的液体来浇灭心里刚刚被点燃的什么东西。

“认识，”他说，声音沙哑得像是砂纸在摩擦玻璃，“这个人，我太认识了。”

“他是谁？”

韩世安又喝了一口酒，把杯子放下，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点上，深深吸了一口。烟雾从他的鼻腔里喷出来，在灯光下慢慢升腾、扩散，像一朵灰白色的、正在盛开的、有毒的花。

“他姓程，程绍棠。1975年的时候，他是省委副书记，分管意识形态和宣传文化系统。沈鹤亭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陆维民也是他的老部下。他在省里经营了二十多年，整个文化系统从上到下都是他的人。如果说顾衍之是一根线，陆维民是一张网，沈鹤亭是网上面的一个结——那程绍棠就是那个织网的人。不是用线织，是用权力织。不是用手织，是用二十年的时间，一点一点地、不动声色地、让所有人都觉得这张网不是网，是正常的、合理的、天经地义的人事安排和权力结构。”

沈夜澜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一下。

“程绍棠现在还活着吗？”

“活着，”韩世安把烟灰弹进花生米碟子里，灰白色的烟灰落在暗红色的花生米上，像一层薄薄的、不祥的雪，“退休了。从省委副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的，现在是省政协的顾问，挂个名，不干活。住在省城，有一套独门独院的别墅，有警卫，有秘书，有司机，有保姆。待遇和退休之前差不多，只是手上没有实权了。但他在省里经营了二十多年的人脉还在，那些他提拔起来的人、他安排下去的人、他一手培养出来的心腹，大部分都还在原来的位置上，或者升到了更高的位置上。他不用开口说话，只要他还活着，只要他还在那个别墅里住着，那张网就不会散。”

韩世安把那根烟吸到最后一口，掐灭在花生米碟子里，烟蒂和花生米和烟灰混在一起，看起来像一个微型的、混乱的、没有秩序的世界。

“小沈，你知道顾衍之为什么把这照片给你吗？”

沈夜澜看着那张照片，看着照片上程绍棠那张没有笑的脸。

“因为他知道，只供出陆维民和沈鹤亭是不够的。陆维民倒了，沈鹤亭倒了，程绍棠还在，那张网还在，他很快就会找到新的人来填补陆维民和沈鹤亭留下的空缺。新的副局长，新的副省长，新的关系链，新的利益网，换汤不换药。十年的努力，就会变成一场空。”

“所以顾衍之要把程绍棠也拉下水，”韩世安接过他的话，“不是因为他突然良心发现了，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跑不掉了，他要拉尽可能多的人陪葬。拉的人越多，他的自首就越有价值，他的刑期就越有可能减轻。这不是赎罪，这是交易。用程绍棠的名字，换自己的命。”

沈夜澜把照片收起来，放回信封里。

“老韩，谢谢你。我明天去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