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面有一行字，钢笔写的，字迹潦草而急促，和他在案卷里见过的顾衍之的字迹一样——工整中带着一丝刻意的收敛，像是一个随时都在提醒自己“不要露出破绽”的人，连写字都在演戏。

“1975年江城文化系统表彰大会合影。前排左起第三人：陆维民。前排左起第五人：沈鹤亭。后排右起第二人：顾衍之。中间那个人——他才是那个打电话的人。”

沈夜澜把照片翻回来，目光从左边开始，一个一个地数过去。

前排坐着八个人，都是些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穿着深色的中山装，胸前别着红花或奖章，脸上带着标准的、不露齿的、嘴角微微上扬的笑容。陆维民坐在前排左起第三个位置，比旁边的几个人都年轻一些，头发乌黑浓密，身体微微前倾，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指修长，右手食指上戴着一枚银色的戒指。

前排左起第五个——沈夜澜的目光停在那里。

沈鹤亭。他的父亲。照片上的沈鹤亭大约四十岁出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领口别着一枚红色的奖章，嘴角微微上扬，带着那种他在任何公开场合都会露出的、标准的、滴水不漏的笑容。他的手交叠放在膝盖上，脊背挺得很直，整个人看起来自信、从容、意气风发。

前排最中间的位置坐着一个人。

那个人比沈鹤亭和陆维民都年长一些，大约五十多岁，头发花白但很浓密，脸上的皱纹不多，保养得很好。他穿着一件军绿色的制服，不是中山装，是那种带肩章的、更像军装的制服，胸前别着好几枚奖章，最大的那枚是金色的，在黑白照片里也能看出比其他的更亮一些。

他的脸型方正，下颌线条刚硬，眉骨很高，眼睛不大但很有神，嘴角微微向下抿着，和旁边那些人的标准笑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没有笑。在所有人都在笑的时候，他没有笑。他的表情严肃、沉稳、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的、仿佛在看一群蝼蚁的目光。

沈夜澜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

他不认识这个人。他翻遍了脑子里所有的记忆——案卷、笔记、证词、报纸剪报、所有他在过去十几天里接触到的东西——都没有出现过这张脸。这个人像是从一张陌生的、不属于这个案件的、凭空出现的照片里走了出来，站在了陆维民和沈鹤亭和顾衍之的中间，被所有人簇拥着。

他才是那个打电话的人。

沈夜澜把照片放回信封里，站起来。

“我要出去一趟。”

林柏舟也站了起来，绕过柜台，走到他面前。

“去哪儿？”

“韩世安家。这张照片上的人，我需要他帮我认。”

林柏舟看着他的脸，看了几秒钟。沈夜澜的脸色不太好，不是苍白，是一种发青的白，像是一个人刚经历过某种剧烈的冲击，身体的防御机制启动了，把血液从皮肤表面抽走，优先供应给更重要的器官——心脏、大脑、肺。

“你的脸色很差，”林柏舟说，声音很轻，“要不要休息一下再去？”

“不用。”

林柏舟伸出手，轻轻地、试探性地碰了碰沈夜澜的手背。沈夜澜的手是凉的，不是秋天正常的凉，是一种更深层的、像是从骨头里渗出来的、让人不安的凉。

“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

沈夜澜看着他，看着那双在午后阳光里显得格外明亮的、安静的眼睛。

“你跟我一起去。”

林柏舟点了点头，从衣架上取下那件深蓝色的棉袄穿上，又从柜台下面拿出那盏绿色的台灯——灯已经修好了，电线是新换的，灯泡也换成了更亮的，插上电就能亮。

“你拿台灯干什么？”沈夜澜问。

“韩世安家住的地方巷子深，路灯少，晚上走路不安全。”林柏舟把台灯的线绕好，拎在手里，像拎一盏小小的、绿色的、发着光的灯笼。

沈夜澜看着他，嘴角那个微小的弧度又出现了。

“走吧。”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