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衍之是周三上午十点出现在分局门口的。沈夜澜刚从韩世安的办公室出来，手里拿着陈怀瑾那份签了字的证词，准备去档案室复印。他走下楼梯的时候，透过一楼大厅的玻璃门，看见了那个站在台阶上的人。

灰白色。这是沈夜澜对顾衍之的第一印象。灰白色的中山装，灰白色的头发，灰白色的皮鞋，就连脸上的肤色都是一种近乎于透明的、没有血色的灰白。他大约五十岁出头，中等身材，微胖，脸型方正，浓眉，眼睛不大但有神，右边眉毛上面有一颗小痣——和赵伯描述的、和照片上一模一样的、沈夜澜已经在脑子里刻画了无数遍的那颗痣。

他站在台阶上，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姿态从容，表情平静，像是一个来分局办事的普通机关干部，而不是一个被证人指证为杀人凶手、背后牵涉着一条跨越十年的人命链条的、整个案件的核心人物。

顾衍之看见沈夜澜出来，目光在他手里的文件上停了一瞬，然后移到了他的脸上。那双眼睛不大，但很亮，瞳孔深处有一种奇怪的东西——不是恐惧，不是挑衅，而是一种类似于“终于见面了”的、带着某种隐秘的、近乎于期待的情绪。

“沈夜澜同志，”顾衍之开口了，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一种机关干部特有的、不紧不慢的、让人听了觉得舒服但又隐隐不安的语调，“我们见一面，不占用你太多时间，十分钟就够了。”

沈夜澜站在玻璃门后面，没有推开那扇门。他们之间隔着一道玻璃门，一道门框，和大约三步的距离。晨光从玻璃门外涌进来，照在顾衍之灰白色的中山装上，把那层灰色照得更浅、更淡、更接近白色。阳光落在他的肩膀上，但没有给他增添任何暖意，他整个人看起来像一幅褪了色的老照片，轮廓还在，颜色还在，但那种属于活人的、鲜活的、有温度的东西，已经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从这具躯壳里被抽走了。

“聊什么？”沈夜澜问。

顾衍之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浅，浅到像是在嘴角停留了不到半秒钟就消失了，但沈夜澜还是捕捉到了。那是一个老练的、经过无数次练习的、在任何场合都不会出错的笑容——既不热情也不冷淡，既不高傲也不卑微，恰到好处地保持着一种让人挑不出毛病的、滴水不漏的社交距离。

“聊聊你手里的那个案子，”顾衍之说，“聊聊宋怀远，聊聊苏晚，聊聊你这些天查到的东西。你放心，我不是来妨碍公务的，我只是想——在你把这些材料交上去之前，跟你当面说几句话。”

沈夜澜把手里的证词换到左手，推开玻璃门，走了出来。

他和顾衍之面对面站在分局门口的台阶上，中间隔着两级台阶——沈夜澜站在高的一级，顾衍之站在低的一级。身高的差距加上台阶的高度，让沈夜澜不得不低头才能看到顾衍之的脸。晨风从建设路上吹过来，吹得两个人的衣角轻轻翻动，沈夜澜注意到顾衍之的右手一直插在口袋里，从始至终没有拿出来过。

“就在这里说。”沈夜澜说。

顾衍之看了看四周。分局门口人来人往，不时有穿着警服的同事进出，有人朝沈夜澜点头打招呼，有人朝顾衍之多看了两眼，但没有人大惊小怪，没有人停下脚步，没有人在意两个站在台阶上说话的中年人和年轻人。

“好，”顾衍之点了点头，把左手也插进了裤兜里，整个人站得更放松了一些，像是一个做好了长谈准备的人，“那我就直说了。”

他从口袋里抽出一只手，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折好的纸，递给沈夜澜。纸张是普通的A4打印纸，折了两折，折痕很新，像是刚折好不久。沈夜澜接过来，展开。

是一张名单。

上面列着七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有具体的职务和简要的备注。七个名字沈夜澜都认识——不，不是认识，是在过去十几天里，从案卷、笔记、证词、照片里反复看到过的。这七个人，有的是江城文化系统的在职干部，有的是已经退休的老领导，有的是画院和报社的相关人员，分布在不同的单位、不同的层级、不同的领域，但他们中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线，把所有人串在了一起。

顾衍之在最下面，名字后面写着一行字：“上述人员均不同程度参与或知情1975年宋怀远失踪案及后续掩盖行为。”

沈夜澜把名单看了两遍，抬起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