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鹤亭。”

沈夜澜的手指在桌下猛地攥紧了。他的指甲掐进掌心里，疼，但他需要这种疼。需要用这种具体的、□□的、可以被感知的疼痛，来对抗那个名字在他脑子里炸开时产生的巨大的、无形的、几乎让他窒息的冲击波。

韩世安嘴里的烟掉在了桌上。

他没有去捡。他看着陈怀瑾，像是不相信自己刚才听到了什么。烟在桌面上滚了半圈，停在了笔记本的边缘，滤嘴朝外，像一根被人丢弃的、微不足道的、烧了半截的短命鬼。

“沈鹤亭？”韩世安重复了一遍，声音里有一种奇怪的、近乎于求证的语气，“省委那个沈鹤亭？分管文化的副省长？”

“对，”陈怀瑾说，“就是他。1975年10月27日下午，他到我家来，跟我说了那番话。他走的时候还留下了一样东西。”

沈夜澜的声音从喉咙里挤了出来，艰难地、一字一句地：“什么东西？”

“一张支票。金额——两万块。”

陈怀瑾从中山装的内侧口袋里掏出一个已经泛黄的信封，信封没有封口，里面有一张折了两折的纸。他把那张纸抽出来，放在桌上，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展开，像是那不是一个物件，而是他十年的沉默、十年的内疚、十年的自我欺骗，全部被压缩进了这张薄薄的、泛黄的、随时都可能碎裂的纸片里。

是一张支票。1975年10月27日开具，付款行是省城工商银行，收款人写着陈怀瑾的名字，金额两万元整。支票的背面有一行小字，钢笔写的，字迹流畅而有力——“一点心意，请老陈收下。沈鹤亭。”

沈夜澜看着那行字，看着“沈鹤亭”三个字，看了很久。

他把支票拿起来，对着日光灯管看了看。水印、编号、印章——都是真的。这不是伪造的，这是一张真实的、曾经可以在银行兑换成两万块现金的支票。两万块，在1975年，是一笔巨款。可以买一套房子，可以供一个大学生读完四年大学，可以让一个普通的机关干部舒舒服服地过上好几年的日子。

沈鹤亭用这两万块钱，买下了陈怀瑾的沉默，买下了宋怀远的冤屈，买下了苏晚的命，买下了吴明的死，买下了赵伯的死，买下了所有知情者的恐惧和退缩。

而他——沈夜澜，沈鹤亭的儿子，正坐在审讯室里，手里拿着这张支票，指腹感受着纸张的纹理和温度，像是在触摸一段被尘封了十年的、流着血的历史。

“这张支票，”他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你没有兑现。”

“没有，”陈怀瑾说，“我没有去银行兑现这张支票。因为我怕。不是怕被发现，是怕自己一旦兑现了，就再也回不了头了。钱可以退回去，但良心退不回去。我把支票藏了起来，藏在书柜最深处的一本书里。藏了十年。十年里，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过这张支票的存在。不是因为我想保护沈鹤亭，是因为我想保护自己——如果这张支票被人发现，我就从一个被动服从的人，变成了一个主动受贿的人。我不想做那个的人。”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苍老的、布满皱纹和老年斑的手。

“但今天，我不想再做那个的人了。”

沈夜澜把支票放在桌上，拿起笔记本，翻到空白的一页，把笔递给陈怀瑾。

“陈部长，请你把刚才说的内容再重复一遍，我把它们写成书面证词，你签字。”

陈怀瑾接过笔，笔杆在他手里微微颤了一下，但他握住了。

沈夜澜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把陈怀瑾说的每一句话都原样记录下来——顾衍之凌晨来找他，沈鹤亭下午来见他，那个电话是怎么打的，支票是怎么收的，十年里他是怎么过的。他写完之后，把纸递给陈怀瑾，陈怀瑾戴上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然后在每一页的末尾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陈怀瑾”三个字，和他年轻时的字迹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年轻时的字刚劲有力，笔锋如刀，那是他在省委宣传部意气风发的年月写下的字。现在的字歪歪扭扭的，笔画发颤，有些地方甚至断了笔，像是一个刚学会写字的孩子歪歪扭扭地、认认真真地、一笔一画地，描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最后证明。

“好了，”陈怀瑾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能说的，我都说了。不能说的，我也说了。剩下的，交给你们了。”

韩世安站起来，走到他面前，伸出手。

“陈部长，谢谢你。接下来，交给我们。”

陈怀瑾握住他的手，慢慢地站起来。他的腿坐久了有点麻，站起来的瞬间晃了一下，沈夜澜伸手扶住了他的胳膊。老人的胳膊很细，隔着中山装的袖子都能感觉到骨头硌手。

“小沈，”陈怀瑾转头看着他，浑浊的老眼里有一种复杂的、难以言说的表情，“你恨你父亲吗？”

沈夜澜沉默了几秒。

“不知道，”他说，“但我会让他付出代价。”

陈怀瑾看着他的眼睛，看了很久。然后他慢慢地点了点头，松开了沈夜澜扶着他的手，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走出了审讯室。他的背影在走廊忽明忽暗的灯光里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被黑暗吞没了。

沈夜澜站在审讯室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站了很久。

韩世安走到他身边，从口袋里掏出那根刚才掉在桌上的烟，重新叼在嘴里，划了根火柴点着了。烟雾从他嘴里喷出来，在审讯室惨白的灯光下慢慢升腾、扩散，像一层薄薄的、灰白色的、正在消散的幽灵。

“小沈。”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