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好吗？”

沈夜澜没有回答。他转过身，把桌上所有的材料收进公文包里，拉好拉链，把公文包夹在腋下。

“我没事。”他说。

他从审讯室出来，走上楼梯，经过二楼走廊，经过一楼大厅，走出分局的大门。夜风迎面扑来，冷得他打了个寒颤。他站在分局门口的台阶上，看着建设路上的路灯一盏一盏地亮着，橘黄色的光连成一条线，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

梧桐巷的方向。

他沿着建设路往南走，走了大约十分钟，拐进了梧桐巷。巷子里很安静，路灯把青石板路面照得发亮，老槐树的影子在地面上微微晃动。他走到33号门口的时候，停下了脚步。

书店的门开着，暖黄色的光从里面漏出来，在地上画了一条细细的光河。他站在门口，看见林柏舟坐在柜台后面的椅子上，抱着招财，头靠着椅背，睡着了。

台灯还亮着，桌上放着一碗已经凉透了的姜汤，旁边压着一张纸条，纸条上的字迹清秀工整——

“姜汤趁热喝。如果凉了，热一热再喝。不要喝凉的，你胃不好。我睡了，不用叫醒我。晚安。——隔壁邻居”

沈夜澜站在门口，看着那张纸条，看了很久。

然后他走进去，把公文包放在桌上，把那碗凉透了的姜汤端起来，一口一口地喝完了。他没有热，因为他需要这种凉。需要用这种具体的、味觉的、可以感知的凉意，来中和身体里那些从审讯室带出来的、滚烫的、快要把他灼伤的东西。

他喝完汤，把碗洗干净，放在灶台上。然后他走到林柏舟面前，弯下腰，把招财从林柏舟怀里轻轻地抱起来放在地上——猫不满地“喵”了一声，但也没有挣扎，甩了甩尾巴钻到书架下面去了。他把林柏舟从椅子上打横抱了起来。

林柏舟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看见沈夜澜的脸，嘟囔了一句：“你回来了？”

“嗯。”

“几点了？”

“快十二点了。”

“哦……”林柏舟把脸埋进他的肩窝里，声音闷闷的、软软的，像一只被人从睡梦中捞起来的、还没有完全清醒的猫，“那你快睡吧……”

沈夜澜抱着他上了二楼，把他放在床上，脱掉他的鞋，拉过被子盖好。林柏舟翻了个身，把被子裹紧，缩成了一团，像一只猫，像一片落叶，像一个终于可以不用再等、不用再担心、不用再害怕的、安全的孩子。

沈夜澜在床边坐了一会儿，看着他的睡脸。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撩开窗帘的一角，看着窗外的梧桐巷。32号就在对面，窗户黑着，窗帘拉着，看不出里面有没有人。但他知道陈怀瑾已经不住在那里了。陈怀瑾回临江县了，走之前跟他说了一句话——“小沈，我不怕坐牢。我怕的是，我坐了牢，案子还是查不清楚。”

沈夜澜放下窗帘，回到床边，在林柏舟旁边躺下来。

床很小，只有一米二宽，两个人并排躺着，肩膀挨着肩膀，手臂贴着手臂。林柏舟在睡梦中感觉到了他的体温，翻了个身，把脸靠在了他的肩膀上，呼吸均匀而缓慢，鼻息扑在他的脖颈上，温热的、痒痒的。

沈夜澜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条细细的裂缝，从窗户一直延伸到门的方向，像一条蜿蜒的、看不见尽头的河流。他盯着那条裂缝看了很久，然后伸出手，摸了摸口袋里那张纸条。纸条还在，还在原来的位置。硬的和软的，都在。

他闭上眼睛。

脑子里，陈怀瑾的证词一遍又一遍地回放。顾衍之凌晨的敲门声，沈鹤亭下午的支票，1975年10月27日那个下着大雨的、改变了所有人命运的日子。所有的碎片都在这一刻拼成了一幅完整的、清晰的、让人再也无法假装看不见的图画——

顾衍之是动手的人。

陆维民是指使的人。

沈鹤亭是包庇的人。

而他，沈夜澜，是这三个人的儿子、同事、和猎手。

他睁开眼，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缝。裂缝在天花板上静静地躺着，像一道被时间撕裂的伤口，不会愈合，不会消失，只会一年一年地、一点一点地、慢慢地扩大。而他唯一能做的，不是把裂缝填上，而是让所有人看到这道裂缝的存在。

窗外的天色渐渐泛白了。凌晨的梧桐巷笼罩在一层灰蓝色的晨雾里，老槐树的枝桠在雾中若隐若现，像一幅还没有完成的水墨画。35号的黑门在晨雾中显得格外沉重，门上的铜环锈成了绿色，像两只失明的、看不见任何东西的眼睛。

但有些眼睛是看得见的。那些在黑暗中等待了十年的眼睛，那些在恐惧中沉默了十年的眼睛，那些在绝望中依然不肯闭上的眼睛。它们看着沈夜澜走进来，看着他把证据一件一件地拼起来，看着他坐在审讯室里、用笔尖记录下每一个应该被记录的名字。

它们不会说话了。但沈夜澜会替它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