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衍之来找你之后，你做了什么？”

陈怀瑾沉默了几秒钟。

“我让他先回去，让我想一想。他走了之后，我在书房里坐了一整夜，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打电话。”

“打给谁？”

“江城分局局长。”

“你在电话里说了什么？”

陈怀瑾的嘴唇微微发抖，但他控制住了。

“我说了三句话。第一句，‘宋怀远的案子，影响不好，尽快结案。’第二句，‘不要扩大调查范围。’第三句，‘这件事，到此为止。’”

审讯室里安静了片刻。日光灯又闪了一下，“嗡嗡”声在安静的空气里回荡着，像一只被困在墙壁里的、垂死挣扎的飞蛾。沈夜澜的手指在膝盖上收紧了，但他没有动，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坐着，像一块沉默的、坚固的礁石。

“陈怀瑾同志，”韩世安的声音沉了下去，“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这个电话的后果？”

陈怀瑾看着他。

“考虑了。”

“考虑了多久？”

“从凌晨两点到早上七点，五个小时。”

“你考虑的结果是什么？”

陈怀瑾的嘴唇终于抖了。

“我选择了保住自己的位置，而不是保住一个无辜的人的命。”

他说完这句话，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抽空了一样，脊背微微弯了下去，两只手从交握变成了松开，无力地垂在膝盖两侧，指尖微微蜷着，像是一个溺水的人最后抓住的空气里的、虚幻的、救不了命的浮木。但那根浮木什么都没有，没有重量，没有形状，没有温度，就像他这十年来所有的后悔、内疚、自责和自我欺骗一样，他抓得越紧，它们就消失得越快。

韩世安沉默了。他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叼在嘴里，没有点。他叼着烟的样子看起来像是随时要把那根烟咬碎，但最终他没有，他只是叼着，用牙齿轻轻地、反复地咬着滤嘴，像是在咬着一个看不见的、咬不碎的、硌牙的东西。

“陈怀瑾同志，”沈夜澜开口了，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在问一个可能会改变整个案件走向的问题，“你说那个电话是你主动打的。但是你在给我的信里写的是——‘当年那个电话不是我主动打的，是有人让我打的。’这两个说法，哪一个是真的？”

陈怀瑾看着沈夜澜，目光里有复杂的、难以言说的东西在翻涌——是感激，是欣慰，还是一个人终于可以被原谅了的释然，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也许只是一个七十三岁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一段路上，终于可以卸下背了十年的包袱，终于可以说一句真话，终于不用再编造任何谎言来骗别人、也骗自己了。

“第二个是真的，”他说，声音低了下去，低得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下传上来的，“电话是有人让我打的。那个人比我官大，比我权力大，比我更害怕这个案子被查下去。他找到我，跟我说，‘老陈，这件事不能闹大，你给江城分局打个电话，让他们把案子结了。’我问为什么是我打，他说，‘因为你是分管文化的副部长，这个案子归你管。你打电话，名正言顺。’”

“这个人是谁？”

陈怀瑾闭上了眼睛，深呼吸了两次。鼻翼翕动的幅度不大，但每一次吸气都像是在把身体里最后一点力气全部吸进去，然后一点一点地、缓慢地、不舍得吐出来。吸了两次之后，他睁开眼睛，说出那个名字的时候，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平静得让人后背发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