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江县在长江对岸，从江城坐轮渡过去要四十分钟。

沈夜澜是周二早上六点出发的。天还没亮透，江面上笼着一层薄薄的雾气，轮渡的汽笛声在雾里显得沉闷而遥远，像是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吹着一只古老的号角。他站在船尾，靠着栏杆，看着江城在雾气里渐渐远去——那些灰白色的建筑、那些高低错落的屋顶、那些伸向天空的烟囱，一点一点地被雾气吞没，最后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像一幅被水洇湿了的水墨画。

江风很大，吹得他的夹克猎猎作响。他把领子竖起来，双手插在口袋里，左手摸着那张纸条，右手摸着那颗子弹。硬的和软的，都在。他习惯了这种触感，习惯了口袋里这两样东西的存在，好像它们本来就是他的身体的一部分，和他的钥匙、他的证件、他的笔记本一样，是他出门之前必须检查、确认、不能忘记的东西。

轮渡靠岸的时候，雾散了一些。临江县的码头比江城的小得多，只有一条水泥栈桥伸进江里，栈桥上停着几辆拉货的三轮车和一群等着接人的船工。沈夜澜下了船，在码头旁边的小店里买了一碗豆腐脑，就着两根油条吃了，然后问清了去城关镇的路。

城关镇在县城的中心，从码头坐公共汽车要二十分钟。车很旧，座椅的皮革都裂开了，露出里面发黄的海绵，车开起来的时候到处都在响，像是在唱一首只有它自己才懂的歌。沈夜澜坐在最后一排，把公文包抱在怀里，看着窗外的小镇景色——低矮的楼房、稀疏的行人、路边摆摊卖菜的老农、骑自行车上班的工人。一切都慢悠悠的，像是时间在这里走得更慢一些，或者更懒惰一些，不愿意像在江城那样急匆匆地往前赶。

建设路18号在城关镇的东边，是一栋独门独院的老房子。

沈夜澜站在门口，看着那扇褪了色的红漆木门和门头上已经看不太清的门牌号码，抬起手，敲了三下。

里面没有声音。

他又敲了三下，比刚才重了一些。

门后面传来一阵缓慢的、拖着鞋底的脚步声，然后是门闩被拉开的声音——不是铁门闩，是那种老式的木门闩，木头和木头摩擦发出的声音，沉闷而悠长，像是一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叹息。

门开了。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站在门后，穿着一件藏蓝色的棉布褂子，脚上趿拉着一双黑色的布鞋，脸上的皱纹很深，但皮肤还很有光泽，眼睛也很亮，不像是一个七十多岁老人的眼睛。她上下打量了沈夜澜一遍，目光在他身上的警服外套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到他的脸上，停在那里，久久没有移开。

“你找谁？”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带着一种江南水乡特有的软糯口音。

“请问陈怀瑾老先生住在这里吗？”

老太太的目光微微闪了一下，那闪光里有一种复杂的、难以言说的东西——不是惊讶，不是紧张，而是一种“终于来了”的释然，和一种“来了又怎样”的怅惘交织在一起的东西。她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轻轻叹了口气。

“老陈不在，”她说，声音比刚才轻了一些，“他去了江城。昨天走的。”

沈夜澜的手指微微一顿。

“他去江城做什么？”

老太太靠在门框上，两只手交握在身前，手指上戴着一枚已经发黑的银戒指，戒指上刻着细细的花纹，那些花纹已经被岁月磨得几乎看不见了。

“他说他要去找一个人，”她看着沈夜澜的眼睛，那双明亮的、湿润的眼睛里有一种温柔的、像是祖母看着孙辈时才有的光芒，“一个住在梧桐巷的年轻警察。他说他等了十年，不想再等了。”

沈夜澜站在门口，晨光从他身后涌过来，把他的影子投在门前的青石台阶上，拉得很长很长，像一座沉默的山。

“我就是那个警察。”他说。

老太太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她笑了。那笑容里有泪水，有释然，有一个人等了太久、终于等到的时候才会有的那种复杂的、让人鼻子发酸的表情。她侧过身，让开了门口。

“进来吧，”她说，“他昨天走的时候留了一封信，说如果有一个年轻警察来找他，就把信交给他。也许那个人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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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夜澜跟着她走进院子。

院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青砖铺地，砖缝里长着细细的青苔，踩上去有点滑。靠东墙的位置种着一棵枇杷树，树冠巨大，枝繁叶茂，把大半个院子都遮在了树荫底下。枇杷树下放着一把藤椅，藤椅上铺着一条旧毛毯，毛毯叠得整整齐齐的，像是有人刚刚从椅子上站起来，随时都会回来再坐下。

老太太走进堂屋，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他。

信封上没有写字，封口用浆糊粘着，浆糊已经干了，边缘翘起来一小块。沈夜澜拆开信封，抽出里面的信纸。信纸是那种老式的红色横线信纸，已经泛黄发脆，折了两折，折痕处有些地方已经快断了。字迹是毛笔写的，行书，笔锋遒劲有力，但有些笔画微微发抖——是老年人的手抖，不是害怕，是身体的老化。

信不长，只有一页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