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人，”他说，声音低得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姓陈。陈怀瑾。1975年他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文化系统。他给当时的江城分局局长打了一个电话，说了三句话。第一句，‘宋怀远的案子，影响不好，尽快结案。’第二句，‘不要扩大调查范围。’第三句——”

他停了一下，喉结上下滚动了一次。

“第三句，‘这件事，到此为止。’”

沈夜澜在笔记本上写下“陈怀瑾”三个字，画了一个圈。

“陈怀瑾现在在哪儿？”

“退休了，”孙建国说，“1980年从省委宣传部退下来的，之后就回了老家，在下面县城住着。具体哪个县，我不知道。”

韩世安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泛黄的通讯录，翻了几页，手指在一行字上停下来。

“临江县，城关镇，建设路18号。”他抬起头看着沈夜澜，“这是我1981年记的地址，不知道现在还用不用。”

沈夜澜把地址抄下来，合上笔记本，站起来。

“我去一趟临江县。”

韩世安皱着眉头看了他一眼：“现在去？天都快黑了。临江县在江对岸，要坐轮渡，到了天都黑了。明天一早再去。”

沈夜澜看了看手表。下午两点四十。如果现在出发，坐公共汽车到江边码头，再坐轮渡过江，再转公共汽车到临江县城关镇，大概需要两个半小时。到的时候天确实快黑了。

“好，明天一早去。”

他走到门口，忽然停下来，转过身。

孙建国还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握着拐杖，脊背微微躬着，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压弯了的一棵老树。他的眼睛闭着，不知道是在想事情还是只是累了，嘴唇微微抿着，脸上的皱纹在午后的光影里显得格外深邃。

“孙科长，”沈夜澜说，“1975年你封存那个案卷的时候，你觉得你做的是对的事吗？”

孙建国睁开眼睛，看着他。

“不觉得，”他说，声音平静得不像是在说一件让他痛苦了十年的事情，“但我觉得那是‘应该’做的事。上面来了电话，领导发了话，我作为一个科长，我能怎么办？我要是硬顶着不结案，明天被调走的就是我，后天来的新科长还是会结案。我做和不做，结果是一样的。案子还是会封，证据还是会毁，宋怀远还是不会回来。”

他停了一下，握着拐杖的手微微发抖。

“但不一样的是，我做了，这十年我每天晚上都在想——如果当年我硬顶一次，哪怕只顶一次，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哪怕我第二天就被调走，哪怕我被撤职、被处分、被发配到哪个山沟里去——至少我顶过。至少我可以说，我尽力了。”

他的声音终于哑了下去，像一盏油灯烧尽了最后一滴油。他低下头，看着自己握在拐杖上的手，那双手布满了老年斑，青筋暴起，像是一张皱巴巴的旧地图，每一条纹路都指向一个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我没有说‘不’的权力。但我有说‘不’的资格。我选择了权力，放弃了资格。”

沈夜澜站在门口，逆着光，脸上的表情看不太清。

“孙科长，如果你现在有机会重新选择，你会说什么？”

孙建国抬起头，看着沈夜澜，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

“‘不’。我会说‘不’。我会说‘这个案子不能结’。我会说‘让我查下去’。我会说——”

他的嘴唇剧烈地抖动了两下，眼泪无声地从那张皱纹纵横的脸上流了下来。

“我会说，‘对不起。’”

沈夜澜没有说话。他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走廊里很安静，他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着，一声一声，像是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敲着一面古老的、生了锈的钟。他走下楼梯，走出分局的大门，站在建设路的路边。下午的阳光还很好，金黄色的光铺在路面上，把行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他站在路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忽然觉得很想见林柏舟。

不是“可以见”，是“想见”。想现在就见，想立刻就见，想把今天下午所有的沉重都放在书店的那张旧桌子上，放在那盏绿色的台灯下面，放在那些散发着旧纸张气味的书架之间。

他加快脚步，拐进了梧桐巷。

33号的门开着，暖黄色的光从里面漏出来，在青石板路面上画了一条细细的光河。他走到门口，看见林柏舟正蹲在炉子前面，往里面添蜂窝煤。他的动作很慢，一只手拿着火钳，另一只手扶着炉子的边缘，脸颊被炉火映得通红。

听见脚步声，林柏舟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笑了。

“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