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下午两点，江城分局，刑侦科。

孙建国来的时候，整个办公室的人都在。刘建国在整理案卷，小赵在写一份笔录，孙丽在翻看一份厚厚的鉴定报告，周国平坐在角落里削铅笔，王浩趴在桌上打盹。沈夜澜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面前摊着秦芳的尸检报告，目光落在报告最后一页的结论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又看了一遍。

结论只有一句话，但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

“死者赵德茂，男，73岁，死因为后脑勺遭受钝器击打致颅内出血，非坠落所致。死亡时间约为10月19日晚8时至9时。死前约二十分钟，死者右手腕曾遭外力强力攥握，致皮下软组织挫伤。综上，本尸检判定：他杀。”

沈夜澜把报告合上，放在桌角，抬起头。

门口传来了脚步声。不重，但很稳，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有节奏的、不紧不慢的声响。那声音越来越近，然后一个人出现在了刑侦科办公室的门口。

孙建国。

他比沈夜澜想象的要老。七十岁出头，头发全白了，稀稀疏疏的，脸上的皮肤像干裂的河床，纵横交错着无数深深的皱纹。他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扣子系得整整齐齐，领口别着一枚已经褪色的国徽胸针。他的背驼得厉害，整个人像是被岁月折叠过一样，但一双眼睛还亮着——不是那种锐利的、咄咄逼人的亮，而是那种被时光打磨了太久、棱角全被磨平了的、只剩下最后一点余烬的亮。

他站在门口，目光在办公室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了韩世安的小办公室门上。

韩世安从里面推门出来。

两个人隔着整个办公室的距离对视了一眼。那一眼里有太多东西——师徒、战友、上下级，还有那根横亘在他们之间十年之久的、拔不掉的刺。1975年，韩世安是孙建国手下的侦查员，宋怀远案的主办人。孙建国是刑侦科长，那个亲手把案卷封存、贴上封条、说了一句“这个案子，到此为止”的人。十年前的封条是孙建国贴的，十年后的今天是韩世安亲手撕掉的。

一条封条的撕和贴之间，是两个人的十年，是一个人从服从到不甘心的十年，是另一个人从不甘心到沉默的十年。

“老韩，”孙建国开口了，声音沙哑低沉，像是生了锈的铁器相互摩擦，“你找我。”

“进来。”韩世安转身回了办公室，门开着。

孙建国走进去，门关上了。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钟。刘建国抬起头看了那扇关上的门一眼，又低下头继续整理案卷。小赵停下笔，看了沈夜澜一眼，沈夜澜没有任何表情变化，他便也低下头继续写笔录。

沈夜澜把桌上的尸检报告拿起来，站起来，走到韩世安的小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

“进来。”韩世安的声音。

他推门进去。

韩世安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的烟灰缸里已经堆了三四个烟蒂，烟雾在办公室里弥漫着，像一层薄薄的灰色的纱。他手里夹着一根刚点着的烟，烟头在他指间一明一暗地闪着红光。孙建国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脊背微微躬着，双手拄着一根黑色的拐杖，拐杖的底部已经被磨得发白，像是一根用了很多年的老伙计。

韩世安看见沈夜澜进来，点了点头。孙建国转过头，看着他，目光里没有任何表情，但沈夜澜注意到他拄拐杖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

“孙科长，”韩世安用了以前的称呼，声音里带着一种复杂的、难以言说的东西，“这是沈夜澜，省厅调来的，现在在我科里。宋怀远的案子，现在是他在查。”

孙建国看着沈夜澜，看了大约三四秒钟，然后慢慢地点了下头。

“你就是沈鹤亭的儿子。”他说。

不是疑问句。

沈夜澜的目光微微一凝。办公室里安静了一瞬，连墙上挂钟的滴答声都显得格外清晰。

韩世安夹着烟的手顿了一下，烟灰落在桌上，他没有去擦。他看了沈夜澜一眼，又看了孙建国一眼，嘴唇动了一下，但什么都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