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开了，一个老人探出头来。他七十多岁，满脸皱纹，皮肤被江风吹得黝黑粗糙，穿着一件油腻腻的军绿色棉袄，嘴里叼着一根旱烟袋。他看了沈夜澜一眼，又看了看林柏舟，浑浊的眼睛里没有任何表情。
“找谁？”他的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江边口音。
“想跟您打听个事，”沈夜澜从口袋里掏出那本1980年的江城地图，翻到码头那一页，“这个码头，十年前还有夜船吗？”
老人的目光落在地图上，停了一下，然后慢慢地从门里走了出来。他蹲在门槛上，把旱烟袋在鞋底上磕了磕，重新装上一锅烟丝，划了根火柴点着，深深吸了一口，烟雾从他的鼻腔里喷出来，在晨光里慢慢散开。
“夜船，”他重复了一下这两个字，声音像生锈的铁门开合，“你说的是哪一年的夜船？”
“1975年到1976年。”
老人的手指在旱烟袋上停了一下。
“那一年，夜船只有一个人在开。”他说，声音低了下去，低到像是在自言自语，“那个人姓周，叫周德茂。是我的搭档。1980年他死了，肺癌。死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
沈夜澜蹲下来，和他平视。
“什么话？”
老人抬起头，看着沈夜澜的眼睛。那双浑浊的老眼里有泪光在闪，但没有流下来。江边的老人不会轻易流泪，他们和江水打了一辈子交道，知道眼泪是最不值钱的东西，流得再多也汇不成一条江。
“他说，‘老刘，1975年那个冬天，我拉过一个客人。那个人从码头上船，在江上坐了一夜，天亮了又回来了。他在船上哭了整整一夜，哭得像个孩子。我问他怎么了，他不说。下船的时候他给了我五十块钱，说了一句——‘老哥，你什么都不要说，就当没有见过我。’”
老人的声音颤抖了一下，但很快稳住了。
“我问他那个人是谁，他说他不认识，但那个人下船的时候，从他口袋里掉出来一个东西。是一张工作证。上面写着——江城文化局，顾衍之。”
沈夜澜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一下。
“你亲眼见过那张工作证吗？”他问。
“见过，”老人说，“老周给我看过。上面有照片，有名字，有公章。错不了。”
“那张工作证现在在哪里？”
老人摇了摇头。
“老周死了以后，我翻遍了他的遗物，没找到。可能是他家里人来收拾的时候拿走了，也可能是他自己烧掉了。我不知道。”
沈夜澜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和笔，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分局的电话，撕下来递给老人。
“大爷，如果您能想起任何跟这件事有关的细节，或者知道那张工作证的下落，请您打这个电话。我叫沈夜澜，江城分局刑侦科的。”
老人接过那张纸，看了看，折好放进口袋里。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重新叼上旱烟袋，看着远处灰蓝色的江面。
“你查这个案子，是不是跟宋怀远有关？”他问。
沈夜澜看着他。
“您知道宋怀远？”
“知道，”老人说，“梧桐巷那个画家。他来过码头。1975年秋天，他来码头坐过船，一个人，天黑上船，天亮下船，和我那个搭档老周一样。只不过他没有哭，他坐在船头抽了一夜的烟，一句话都没有说。”
沈夜澜的心跳加快了。
“他来码头坐船，去了哪里？”
“没去哪里，”老人说，“就在江上漂着。他说他需要想一些事情，在陆地上想不明白，到了江上就想明白了。”
“他有没有说他想明白了什么？”
老人摇了摇头。
“没有。他下船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声谢谢，就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后来听说他失踪了。”
他把旱烟袋从嘴里取下来，在鞋底上磕了磕，烟灰落在地上，被风吹散了。
“你们走吧，那个地方没什么可查的了。人都死了，东西都烧了，能说的我都说了。剩下的，你们自己去找吧。”
他转身走回屋里，把门关上了。
沈夜澜和林柏舟站在门口，看着那扇关上的木门，沉默了一会儿。
林柏舟伸出手，轻轻握住了沈夜澜的手。他的手还是凉的，但比昨天晚上的时候暖了一些。沈夜澜低头看着那两只交握在一起的手，一只大，一只小；一只有茧，一只没有；一只坚硬，一只柔软。但它们握在一起的时候，看起来是那么合适，像是本来就应该这样。
“林柏舟。”
“嗯。”
“我今天找到了一条线。”
“什么线？”
“顾衍之1975年冬天在江上漂了一夜，哭了整整一夜。他在哭什么？他在害怕什么？一个杀了人的人，不会在杀人之后哭。一个冷血的人，不会哭。除非——”
“除非他不是凶手。”林柏舟接过他的话。
沈夜澜看着远处灰蓝色的江面，风吹过江面，掀起一层一层的波纹，像是有人在水下翻动着一本巨大的、看不见的书。
“除非1975年10月26号晚上，35号画室里发生的事情，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也许顾衍之在场，也许他做了什么，但他可能不是动手的那个人。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
他把林柏舟的手握紧了一些。
“而那个人，可能比顾衍之更可怕。因为他藏得更深，藏得更久，藏到所有人都以为他只是一个旁观者，而不是那个——手握屠刀的人。”
江风很大，吹得两个人的衣角猎猎作响。林柏舟的头发被风吹乱了，那一小撮早上被沈夜澜按下去的头发又翘了起来，在风里摇摇晃晃的，像一面小小的、倔强的旗帜。
沈夜澜伸出另一只手，把那撮头发又按了下去。
这一次，它没有再翘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