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伯死了。

沈夜澜是在周日清晨接到的消息。电话是韩世安打来的，打到巷口老张的早餐铺，老张扯着嗓子喊了一嗓子“32号的——电话——”，整条巷子都听见了。沈夜澜从二楼窗户探出头去，看见老张站在早餐铺门口，手里举着听筒，朝他使劲摇晃。

他下楼，走到早餐铺，接过听筒。

“小沈，”韩世安的声音很沉，沉得像暴风雨来临前压得很低的乌云，“赵德茂，41号的赵德茂，昨晚出事了。”

沈夜澜握着听筒的手指微微收紧。

“什么事？”

“邻居早上发现他倒在自家院子里，已经没气了。初步判断是从梯子上摔下来的——他院子里有棵枣树，这几天在打枣，梯子倒了，人摔在地上，后脑勺磕在石板上。”

电话那头传来翻动纸张的声音。

“法医已经去了，你也过来看看。”

沈夜澜挂了电话，站在早餐铺门口，看着梧桐巷的深处。41号在巷子最里面，从外面看不出任何异常，没有警车，没有救护车，没有围观的人群。一切都还很安静，安静得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赵伯死了。

三天前，他坐在32号的椅子上，用颤抖的手在那张证词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赵德茂”三个字，笔迹生涩，像是一个很久没有写过字的人。

三天后，他死了。

沈夜澜转身走回32号，从枕头底下取出赵伯的证词，看了一眼，然后折好放回原处。他穿上警服外套，检查了一遍口袋——笔记本、笔、手电、折叠小刀，都在。他下楼，走到巷口的时候，林柏舟从书店里探出头来。

“这么早，去哪儿？”

沈夜澜停下来，看着他。

“赵伯出事了。”

林柏舟的笑容凝固在脸上。他把手里的书放下，从柜台后面走出来，站在门口，两只手垂在身侧，手指微微蜷着。

“出什么事了？”

“从梯子上摔下来。”

林柏舟的脸色变了。不是那种激烈的、瞬间的变化，而是一种缓慢的、从皮肤底层渗出来的苍白，像是有人把他身体里所有的血都抽走了，只剩下一个空空的、薄薄的壳。

“赵伯不打枣，”林柏舟的声音很轻，轻到像是在跟自己说话，“他家的枣树三年前就不结枣了。他每年都说要把那棵树砍了，一直没砍，但从来不打枣。”

沈夜澜看着林柏舟的眼睛。

“你确定？”

“我确定。去年秋天他还跟我抱怨，说那棵枣树光长叶子不结果，留着占地方，砍了又舍不得。他不会在十月份去打一棵不结枣的枣树。”

沈夜澜沉默了大约两秒钟，然后点了下头。

“我知道了。你待在书店，哪儿也不要去。”

他转身走了，脚步比平时快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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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号的门口已经拉起了警戒线。

黄色的塑料带子在晨风里微微飘动，上面印着“公安”两个字，黑体，醒目，像一条黄色的蛇盘踞在梧桐巷最深处。两个穿着警服的年轻警员站在门口，看见沈夜澜走过来，其中一个伸手拦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