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夜澜的手指微微蜷了一下。

“大娘，您是吴明的——”

“我是他妈妈，”老太太说，“他爸爸三年前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了。”

她说完这句话，停了一下，像是在确认自己有没有说错什么。然后她慢慢地、一字一句地说：“你问吧，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沈夜澜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和笔，放在茶几上。

“大娘，吴明出事之前，跟您说过什么吗？比如他在做什么事情、在跟什么人来往、有没有提过什么让他不安的事情？”

老太太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节奏很慢，像是在用这个动作把记忆从很深的地方敲出来。

“他跟我说过，”她说，“出事前一个礼拜，他回来看我，给我带了一兜苹果。他坐在你现在坐的那个位置上，跟我说了一句话。”

她抬起眼睛看着沈夜澜，那双浑浊的老眼里没有泪水，只有一种干燥的、被时间烤干了所有水分的悲伤。

“他说，‘妈，我可能要做一件危险的事情。如果成功了，你儿子就出名了。如果失败了——’他没说下去，笑了笑，跟我说‘不会失败的’。”

沈夜澜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着。

“他有没有说那件‘危险的事情’具体是什么？”

“没有，”老太太摇了摇头，“他不跟我说这些，怕我担心。但我翻过他的包。他那天晚上在我这儿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走得急，把一个笔记本落下了。我翻了翻，里面写了很多东西，有些我看不懂，有些我看得懂的——看了之后，我一个星期没睡着觉。”

她站起来，走到卧室里，过了一会儿拿着一个发黄的笔记本走了出来。

笔记本的封面是黑色的，边角已经磨白了，封面上用圆珠笔写着两个字——“备忘”。她把笔记本放在沈夜澜面前，手指在封面上停留了一下，像是在做最后一次确认。

然后她把笔记本推了过来。

“你拿去吧，”她说，“我一个老太婆留着也没什么用。这十年，我时不时拿出来翻一翻，翻一次哭一次。后来我就不翻了，放在柜子最底下，假装它不存在。但你今天来了，我知道，该把它拿出来了。”

沈夜澜接过笔记本，翻开第一页。

第一页的日期是1975年11月2日。字迹工整清晰，和他在报社看到的那封信上的字迹不一样——那封信是情绪激动时写的，而这个笔记本上的字迹冷静、有条理，像是一个人在用写字的方式整理自己的思绪。

他快速往后翻。笔记本里记录了大量的时间、地点、人名、对话片段，有些地方画了关系图，箭头和问号密密麻麻地交织在一起，像是一张复杂的蛛网。

他翻到中间的一页，停住了。

那一页的顶部写着“宋怀远案——关键人物”几个字，下面是五个人的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有详细的备注：

1. 宋怀远——画家，35号，失踪于1975.10.26。疑似掌握某重要秘密。

2. 苏晚——画院学生，失踪时间与宋怀远相近。据传怀孕，孩子父亲不详。

3. 陆维民——文化局副局长，1975.11出现在梧桐巷，疑似施压警方结案。

4. 顾衍之——文化局文艺科副科长，与苏晚关系密切，案发前后多次出入35号。

5. 周国良——梧桐巷32号住户，1975.11突然搬离，去向不明。

在顾衍之的名字后面，吴明用红笔画了三个感叹号，旁边写了一行小字：“此人至关重要。苏晚的孩子——可能是他的。”

沈夜澜的手指停在那一行字上。

苏晚的孩子——可能是他的。

如果苏晚怀的是顾衍之的孩子，如果苏晚不愿意打掉这个孩子，如果宋怀远因为某种原因介入了这件事——那么一切都有了合理的解释。

顾衍之要除掉苏晚。宋怀远发现了。顾衍之要除掉宋怀远。记者吴明发现了蛛丝马迹。顾衍之要除掉吴明。书店老板老林查到了线索。顾衍之要——让他闭嘴。

一条线，从1975年一直延伸到1985年，像是一条看不见的河流，表面上平静无波，底下暗流汹涌。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都有人在这条河里溺亡。

沈夜澜合上笔记本，抬起头，看着吴明的母亲。

“大娘，这个笔记本，我先带回去。用完了一定还给您。”

老太太摆了摆手。

“不用还了，”她说，声音很轻，轻得像是一声叹息，“你留着吧。你要是能查出个结果来，就在他照片前烧柱香，告诉他一声。他等这句话，等了十年了。”

沈夜澜站起来，把笔记本放进夹克内侧口袋里，和那本画册、赵伯的证词、苏晚的照片、那颗子弹放在一起。口袋已经被撑得鼓鼓囊囊的，但他感觉不到重量——或者说，这些重量，他背得起。

他走到门口，忽然停下来，转过身。

“大娘，您一个人住在这里，平时有人照顾吗？”

老太太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里有泪水，但更多的是一个母亲在听到有人关心自己孩子时才会有的那种柔软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