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案发现场，闲人免进。”

沈夜澜亮出证件，两个警员对视了一眼，让开了。

院子不大，大约二十来平米，青砖铺地，砖缝里长满了青苔。靠西墙的位置有一棵枣树，树干歪歪扭扭的，树皮皲裂，枝桠稀疏，确实不像一棵能结果的树。梯子倒在树根旁边，是那种老式的竹梯，竹竿已经发黄发黑，有几处裂纹用铁丝缠着加固过。

赵伯躺在地上，身上盖着一条白布。

法医秦芳蹲在赵伯身边，正在做初步检查。她三十出头，短发，不施脂粉，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白大褂下面穿着一件深绿色的毛衣。她的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做一件需要极大耐心的事情。

沈夜澜走过去，蹲在秦芳对面。

“秦姐。”

秦芳抬起眼睛看了他一眼，推了推眼镜。

“你认识死者？”

“认识。三天前他来找过我，作为证人提供了一份证词，涉及一桩1975年的旧案。”

秦芳的手微微一顿。她看了沈夜澜一眼，那目光里有惊讶，但更多的是警觉。

“什么样的证词？”

沈夜澜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反问道：“死因确定了吗？”

秦芳沉默了两秒，似乎在判断该不该继续追问。最后她选择了后者——在一个法医眼里，死者的死因永远排在第一位。

“目前看是颅骨骨折，后脑勺着地，冲击力很大，当场死亡，”她说，声音平稳而专业，“但是——”

她停了一下，用手指轻轻拨开赵伯后脑勺的头发，露出伤口。沈夜澜凑近了一些。伤口不大，大约两厘米长，边缘不整齐，像是被什么东西硌出来的。伤口周围的皮肤有淤青，颜色发紫发黑，范围比沈夜澜预想的要大。

“有几个地方不太对，”秦芳说，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两个人能听见，“第一，这个伤口的形状不像是摔在平整的石板地上形成的。石板地面是平的，摔上去应该是大面积挫伤，而不是这种局限性的、边缘清晰的裂口。”

“第二，”她竖起两根手指，“死者后脑勺的淤青范围比伤口大得多，说明在着地之前，后脑勺已经受过一次撞击。换句话说，他可能先被人从后面击打了头部，然后才从梯子上摔下来。”

“第三，”她竖起第三根手指，声音更低了，“死者的右手腕有一圈皮下出血，形状不规则，不像是摔伤，更像是被人用力攥住手腕留下的痕迹。”

沈夜澜的目光落在赵伯的手腕上。秦芳已经把白布掀开了一角，露出赵伯青灰色的右手。手腕内侧确实有一圈淡淡的青紫色，不是完整的环形，而是几个分散的指印状淤青。

“能确定是死前还是死后形成的吗？”

“死前。死后形成的淤青不会有这么明显的扩散现象。这些淤青边缘模糊，说明血液还在循环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也就是说，他在死之前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内，手腕被人用力攥过。”

沈夜澜站起来，环顾了一下院子。

院墙不高，大约两米出头，砖砌的，墙头上长着几株狗尾巴草，在晨风里轻轻摇晃。墙根下堆着一些杂物——破花盆、旧水缸、几根生锈的铁管。通往后面小巷的后门虚掩着，门闩没有闩上。

“后院的门是谁打开的？”他问。

门口的年轻警员探进头来：“我们来的时候就是开着的。”

沈夜澜走过去，推开后门。门外是一条窄窄的夹道，大约只能容一个人通过，夹道尽头通向梧桐巷后面的小路。小路上铺着碎石子，路边长满了杂草，显然很少有人走。

他蹲下来，看着地面。碎石子路面上很难留下清晰的足迹，但他注意到有几颗碎石子被翻动了，露出下面深色的泥土——有人最近走过这条路，而且走得很急，把石子踢翻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折叠小刀，用刀尖轻轻拨开一颗翻动的石子，看了看下面的泥土。泥土是潮湿的，颜色很深，翻动的痕迹很新鲜，不会超过二十四小时。

沈夜澜站起来，把折叠小刀收好，转身回到院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