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周六早上出现在32号门缝里的。

沈夜澜那天起得比平时还早。五点四十分，天还没亮透，梧桐巷笼罩在一层灰蓝色的晨雾里，老槐树的枝桠像水墨画里勾勒的线条，在雾气中若隐若现。他推开门的瞬间，一张牛皮纸信封从门缝里飘落下来，像一片秋天的落叶，无声无息地落在青石板台阶上。

他弯腰捡起来。

信封上没有收件人，没有寄件人，没有邮票，没有邮戳。牛皮纸是常见的文具店能买到的那种，封口处用浆糊粘着，浆糊已经干了，边缘翘起来一小块。信封摸上去不鼓，里面只有薄薄的一张纸。

他回到屋里，在油灯下拆开信封。

里面是一张泛黄的报纸剪报，大约巴掌大小，边缘剪得不太整齐，像是用剪刀急匆匆裁下来的。报纸的纸张已经发黄发脆，边缘有一些细小的裂纹，油墨的颜色也褪了不少，但上面的字还能看清。

《江城日报》1976年4月15日第三版。

一则小新闻，占了大半个版面不到两指宽的篇幅，标题只有四个字——“车祸身亡”。正文更短，不到一百个字：

“本报讯 4月14日晚8时许，我市建设路与江边大道交叉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载重卡车闯红灯，撞上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自行车。自行车驾驶人吴明（男，29岁，江城日报社记者）当场死亡。肇事司机刘某（男，38岁）已被警方控制。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在“吴明”两个字上面，有人用红笔画了一个圈。圈旁边有一个铅笔写的问号，问号旁边又写了两个字——

顾衍之。

字迹潦草而急促，像是在某种紧迫的情况下匆匆写下的，又像是在写下这两个字的同时，写字的人自己都在发抖。

沈夜澜把剪报平铺在桌上，看了整整一分钟。

他把剪报翻过来。背面是报纸的另一则新闻，标题是“我市春季植树造林活动全面展开”，与吴明的死没有任何关系。但沈夜澜注意到，背面的纸张边缘有一小块暗色的污渍，颜色发褐，像是被什么东西浸染过——也许是水，也许是别的什么。

他用指尖轻轻触了一下那块污渍，感觉纸张比周围的区域更硬更脆，像是被某种液体浸湿后又晾干的。

他把剪报凑近鼻子闻了闻。

没有气味了。十年过去，任何残留的气味都已经被时间和空气带走。但那种纸张被液体浸透后留下的质地变化，是不会骗人的。

不是水。水浸过的纸张会起皱，会变形，会留下清晰的水渍边界。而这块污渍的边缘是模糊的、晕染的，像是某种更浓稠、更缓慢渗透的液体。

他不想猜测那是什么。

但他知道，十年前的那个春天，有人在看完这则新闻之后，手在发抖，笔在发抖，也许——还有别的东西在往下滴。

他把剪报重新装回信封里，放进枕头底下，和赵伯的证词、苏晚的照片、那颗子弹放在一起。

这些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枕头被撑得鼓鼓囊囊的，像是一个即将临盆的肚子，里面孕育的不是生命，是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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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点，沈夜澜去了江城日报社。

报社在建设路和新华路的交叉口，是一栋灰扑扑的五层楼房，外墙刷着白色的涂料，但经年累月的风吹日晒让白色变成了灰白色，上面还有几道雨水冲刷留下的黑色痕迹。大门上方挂着一块牌匾，“江城日报社”四个字是毛体，笔锋遒劲，但牌匾的边框已经锈迹斑斑。

传达室的老头听说他是公安的，态度立刻从爱答不理变成了热情过度，亲自领着他上了三楼，敲开了总编室的门。

总编姓郑，五十多岁，秃顶，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肚子很大，把白衬衫撑得扣子都快崩开了。他看了沈夜澜的证件，又看了看沈夜澜的脸，似乎在判断这个年轻警察的分量。

“公安的？什么事？”

沈夜澜把那张剪报的复印件——原件他不可能带出来——放在郑总编的桌上。

“我想了解一下1976年这起交通事故的相关报道资料。当时是谁采写的这条新闻？有没有更详细的报道？后续有没有跟进？”

郑总编拿起剪报复印件看了一眼，眉头皱了起来，然后又舒展开了，像是在记忆的深海里打捞一件很久远的东西。

“1976年的事，”他把复印件放下，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我那时候还没来报社呢，我是1980年才调过来的。你等一下，我让人去档案室查查。”

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对着话筒说了几句，然后挂了。

“档案室的人一会儿过来，你坐着等吧。”

沈夜澜在椅子上坐下来，等了大约十分钟。总编室的窗外能看见建设路的街景，周末的上午人不多，几个行人慢悠悠地走过，一个卖糖葫芦的小贩推着自行车在路边停下来，车后座上插着一串串红彤彤的糖葫芦，在秋日的阳光下像一串串红宝石。

门被敲响了。

一个年轻女人走了进来，二十六七岁，扎着马尾辫，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

“郑总编，您要的1976年的资料。”

“给这位同志看看。”郑总编朝沈夜澜抬了抬下巴。

年轻女人把档案袋递给沈夜澜，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年轻的脸上停了一瞬，似乎有些意外——来查十年前旧案子的，居然这么年轻。

沈夜澜打开档案袋，取出里面的东西。

只有三张纸。一张是1976年4月15日的报纸版面复印件，和剪报一模一样。一张是报社内部的事故报告，记录了吴明出事后，报社派人去医院处理后续、通知家属、安排后事的情况，内容很简短，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第三张是一封手写的信，纸张已经泛黄，字迹工整但有些潦草，像是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写的。

信的内容只有一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