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主编：吴明的事故，我总觉得不太对。他出事前两天还在跟我聊一个正在跟进的选题，说‘这条线摸得差不多了，再有一个月就能见报’。他没有告诉我具体是什么选题，但他说了一句让我很不安的话——‘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你就去梧桐巷找一个姓林的书店老板。’我当时没在意，以为他在开玩笑。现在他死了。我不是说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事，但我觉得您应该知道。——老周，1976.4.20。”

沈夜澜的目光落在“老周”两个字上，手指微微一顿。

老周。梧桐巷。姓林的书店老板。

他的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咔嗒”一声，像是最后一块拼图落进了该落的位置。

“这封信里的‘老周’，全名叫什么？”他抬起头问。

年轻女人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档案袋里没有记录。”

郑总编接过信看了一眼，皱着眉头想了想，然后摇了摇头：“老周……报社叫老周的多了，姓周的没有十个也有八个。这信是写给谁的？给我的？我当时还没来呢，这事儿我也不知道。”

沈夜澜把信的内容抄在笔记本上，一个字都没有漏。然后把档案袋还给年轻女人，站起来。

“郑总编，吴明的家属——还在江城吗？”

郑总编想了想：“我记得他是外地人，好像是从下面县城考上来的，在江城没什么亲戚。出事以后，是他老家的父母来办的后事。他父母现在还在不在，我就不知道了。”

“他的住址呢？报社当时有没有登记？”

年轻女人翻了翻档案袋，从最底下抽出一张已经发黄的卡片，上面用钢笔写着几行字。

“建设路132号，市委家属大院3号楼201室。”

沈夜澜把地址记下来，道了谢，离开了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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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路132号，市委家属大院。

这是一个老式的小区，几排红砖楼房整齐地排列着，楼与楼之间种着法国梧桐，树冠高大，枝叶茂密，把阳光切成无数细碎的光斑洒在地面上。小区的铁门上挂着一块褪色的牌匾，“市委家属大院”几个字已经看不太清了。

沈夜澜走进小区，找到了3号楼。这是一栋四层的红砖楼，外墙的涂料剥落了大半，露出下面暗红色的砖。楼道里的灯坏了，黑洞洞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发霉的气味。

他上了二楼，在201室门前停下来。

门上贴着一张褪色的福字，福字的红纸已经变成了粉白色，边缘翘起来，被风吹得微微晃动。门铃是坏的，他抬手敲了三下。

没有人应。

他又敲了三下，比刚才重了一些。

门里面传来一阵缓慢的、拖着鞋底的脚步声。那声音很慢很慢，像是每一步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脚步声在门后停下来，然后是几秒钟的沉默。

“谁啊？”一个苍老的、沙哑的女声从门后传来。

“公安的，”沈夜澜说，“想跟您了解一些情况。”

门开了。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站在门后，头发全白了，稀稀疏疏地盘在脑后，穿着一件灰蓝色的棉布褂子，脚上趿拉着一双黑色的布鞋。她的脸上全是皱纹，皮肤像是被揉皱的纸，但一双眼睛还没有完全浑浊，在看见沈夜澜身上警服外套的时候，那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亮了一下，又迅速地暗了下去。

“公安的？”她重复了一下，声音里带着一种复杂的、难以言说的情绪，“进来吧。”

沈夜澜跟着她走进屋里。

屋子不大，两室一厅，家具都很旧了，但收拾得干干净净。客厅的墙上挂着一个黑框相框，相框里是一张黑白照片——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浓眉大眼，笑起来很灿烂，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

吴明。

沈夜澜在剪报上看过这个人的名字，在报社的档案里读过关于他的记录，但直到此刻，看到这张挂在墙上、被黑框框起来的笑脸，他才真正意识到——这是一个活过的人，一个曾经有梦想、有期待、有恐惧、有爱的人。

老太太注意到他的目光，顺着看过去，看了那张照片一眼，然后迅速移开了。

“坐吧，”她指了指沙发，“我给你倒水。”

“不用了，大娘，我不渴。”

“那也得倒，来者是客。”老太太说着，已经走进了厨房。沈夜澜听见水壶的响声，茶杯的碰撞声，然后是开水倒进杯子里那种咕嘟咕嘟的声音。

她在厨房里待了比倒水所需要的时间更长一些。沈夜澜没有去看，他坐在沙发上，目光落在茶几上的一本老相册上，但没有伸手去翻。

过了好一会儿，老太太端着一个搪瓷杯走出来，把杯子放在沈夜澜面前。杯子里的水很烫，热气模糊了杯壁上的牡丹花图案。

她在他对面坐下来，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看着墙上那张照片，沉默了很久。

“你是为了吴明来的。”她说。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

“是。”沈夜澜说。

“十年了，”老太太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在说自己的儿子，“你是第一个来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