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把书合上，双手按在封面上，背微微挺直了一些。

“你说。”

“你哥哥周国良，1975年住在梧桐巷32号，对不对？”

周国平的眼睛没有任何变化。没有惊讶，没有慌张，没有抗拒。他只是看着沈夜澜，像是在看一个预料之中会问出这个问题的人。

“对。”

“他搬走之前，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周国平的手指在书封上轻轻敲了一下。节奏很慢，一下，两秒，又一下，又两秒。像是一个人在心里默数着什么。

“他跟我说过一句话，”周国平终于开口了，声音很平，平得像是没有感情的机器在读一份旧文件，“1975年10月底，他来我当时的住处找我。那时候天已经很冷了，他穿了一件很薄的外套，冻得嘴唇发紫。我给他倒了杯热水，他没喝，就站在门口跟我说了一句话。”

沈夜澜没有催他。

周国平的眼睛终于有了一丝变化——那层平静的冰面裂开了一条缝，缝里透出的东西既不是悲伤也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更深沉的、被压抑了太久以至于自己都快要认不出来的东西。

“他说，‘国平，如果有一天有人来找你问我的事，你就说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从来就没有我这个哥哥。’”

沈夜澜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然后他就走了？”

“然后他就走了，”周国平说，“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给他写信，退回。打电话，空号。托人打听，查无此人。”

“你查过他？”

周国平看着沈夜澜，那目光里有了一丝锐利的东西，像是刀刃上反射出来的冷光。

“我花了三年时间找他。1975年到1978年，我把能用的办法都用上了。公安系统内部的朋友帮忙查过户籍、查过铁路售票记录、查过旅馆住宿登记——查无此人。他不是搬家了或者改名字了，他是从所有的记录里消失了，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所以你在1978年调进了刑侦科。”

周国平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只是把那本合上的书又翻开了一页，目光落在纸面上，但没有在看书。

“进了刑侦科以后，我能接触到更多的信息和资源。我查了档案室里的所有案卷，用了四年时间，一直到1982年，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线索。”

他翻了一页书，动作很慢，像是那本书的纸张比普通的纸要重很多。

“1982年秋天，我查到了一个叫吴明的人。记者，《江城日报》的。1975年12月从梧桐巷32号搬走——不对，不是搬走，是搬出了梧桐巷，但搬进了另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周国平抬起眼睛，和沈夜澜对视。

“太平间。”

沈夜澜的呼吸微微一滞。

“1976年春天，建设路十字路口，一辆卡车闯红灯，撞死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那个人的名字叫吴明，职业是记者，住址——梧桐巷32号。”

他合上书，这一次合得很重，发出一声沉闷的“啪”。

“我哥不是第一个住进32号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每一个住进32号并且开始打听宋怀远案子的人，都会消失。我哥消失了。吴明死了。林柏舟的舅舅——老林——你见过他的笔记本了吧？他是什么时候死的？1983年。他查这个案子查了多久？从1975年到1983年，八年。他死之前，他的笔记本被翻过，最重要的几页被撕掉了。”

他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腹部，看着沈夜澜，那目光里不再有审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重的、几乎让人喘不过气的悲哀。

“你是第四个，沈夜澜。”

办公室里安静极了。窗外的阳光斜照进来，落在两个人之间的桌面上，把空气中漂浮的尘埃照得像金色的雪花。

沈夜澜没有说话。

他在想一件事——周国平说了这么多，说了他哥的消失，说了吴明的死，说了林柏舟舅舅的遭遇，说了32号的“诅咒”。但他没有说的是——为什么？为什么他要告诉沈夜澜这些？

一个用十年时间默默调查、从不向任何人透露半个字的人，今天忽然对一个刚来不到一周的年轻警察敞开了所有的秘密。

这不合理。

除非——

“周哥，”沈夜澜的声音很平静，“你今天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周国平看着他，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自言自语，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石头里凿出来的。

“因为我看过你的档案。”

沈夜澜的目光微微一凝。

“我在省厅的朋友帮我查的。你办过的每一个案子，我都看了。你在省厅三年，经手十七起案件，其中十二起涉及内部人员腐败或包庇，你全部查到了底，没有一起因为压力而中途放弃。最后一次，你查到了某位领导的侄子头上，那个人进去了，你被调走了。”

他顿了一下。

“你今年二十四岁，你办过的案子比这里有些人一辈子办的都多。你不怕得罪人，你不怕丢饭碗，你不怕任何形式的威胁。”

他伸出手，越过桌面，握住了沈夜澜的手腕。那只手很瘦，骨节分明，力气却大得出奇，像一把铁钳。

“我用了十年，什么也没查到。不是因为我能力不够，是因为我害怕。我怕我查到最后，发现我哥早就死了。我怕我查到那个人的名字，却发现那个人我动不了。我怕了很多年，怕到连自己都不敢承认自己在怕。”

他松开沈夜澜的手腕，靠回椅背，脸上的表情从悲哀变成了一种近乎于恳求的东西。

“你不怕。所以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沈夜澜看着自己手腕上被握出的红痕，看了两秒钟，然后抬起头。

“周哥，你说你查到了吴明，查到了你哥的消失，但你有没有查到——你哥在1975年10月26号那天晚上，看见了什么？”

周国平的手指微微蜷了一下。

“我知道他看见了什么，”他说，声音终于有了一丝颤抖，“他看见了一辆黑色轿车。车牌号江A-0217。车是文化局的。车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陆维民。另一个，比他年轻，那时候大概三十出头，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文质彬彬的，像个读书人。”

“你查到那个人是谁了？”

周国平深吸了一口气，慢慢吐出来。

“1984年，也就是去年，我查到了。那个人当时是文化局文艺科的副科长，后来一路升迁，用了不到十年时间，从一个副科长升到了文化局局长。他不是靠能力升上去的，他是靠一样东西——他手里有每一个拦他路的人的把柄，而他自己最大的把柄，埋在了1975年10月26号晚上的梧桐巷3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