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只有四十七秒。

前面四十秒是钢琴曲，和昨晚一模一样——《月光》。但录在磁带里的声音和空气里传来的不一样，磁带里的更闷更模糊，像是隔着一堵墙、一场雨、十年的光阴。

最后七秒，琴声停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录音里传出来，很轻很低，像是怕惊醒隔壁睡觉的人，又像是故意压着嗓子不让声音被辨认出来。他说了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清楚到沈夜澜在电话听筒里听得一字不差——

“32号，你听到了吗？”

然后是“咔嗒”一声，磁带录到头了，录音机自动弹起的声响。紧接着，电话挂断了。

沈夜澜把听筒举在耳边，又等了五秒钟。

忙音。

他把听筒放回去，转过身，靠在电话亭的玻璃壁上。

这是建设路和新华路交叉口的公用电话亭，离分局不到两百米。他每天早上上班路过这里，从来没有在这个电话亭里打过电话。但今天早上，他刚到分局门口，传达室的老头就喊住了他——“小沈，你的电话，打到我这儿转给你的。”

“谁打来的？”

“没说，就说让你去建设路口的电话亭等。”

沈夜澜看了一眼手表。八点十二分，距离他到分局还不到两分钟。他没有上楼，转身出了分局大门，走到建设路口，进了电话亭。

电话铃在他走进电话亭的第三秒响了起来。

他接了。

然后他听到了那段录音。

沈夜澜站了几秒钟，把这段四十七秒的录音在脑子里回放了两遍。他注意到几个细节：录音里的钢琴声和昨晚听到的几乎一模一样，但多了层底噪——不是现场收音，而是录好之后又转录了一次。男声很低，但咬字很清楚，没有口音，用词简短直接，不像是临时起意，更像是精心准备过的。

那声“咔嗒”也很清楚。不是普通家用录音机的按键声，更像是一种老式的盘式录音机，按键更大、更沉、回弹的声音也更钝。这种录音机在80年代初期已经不常见了，一般是机关单位或者广播站还在用。

他推开电话亭的门，走了出去。

秋风迎面扑来，他眯着眼睛，站在路口看了一会儿。早高峰的建设路车水马龙，自行车铃铛叮叮当当地响，公交车喘着粗气从身边驶过，卖早点的摊贩在路边吆喝——“包子哎——热乎的包子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穿着警服的年轻人刚刚接到了一个什么东西。

他回到分局，上楼，走进刑侦科办公室。

小赵已经到了，正趴在桌上啃包子，肉馅的，油从包子褶里渗出来，滴在昨天的《江城日报》上，糊了“江”字的半边。刘建国端着搪瓷杯在喝早茶，孙丽在整理一摞厚厚的卷宗，周国平不在，王浩今天来上班了，正坐在角落里削铅笔。

“沈哥，吃包子不？”小赵举起手里的纸袋，里面还剩两个，油已经浸透了纸袋，透出亮晶晶的油渍。

“不了。”

沈夜澜走到自己座位上，把笔记本翻开，用铅笔在空白页上写了一行字：录音，德彪西《月光》，盘式录音机，男声，32号。

他盯着这行字看了一会儿，然后划掉了“德彪西《月光》”，在旁边补了一行小字：林柏舟说的。

林柏舟说的。他在心里默念了一下这四个字，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这个世界上，能听懂德彪西、能在凌晨两点认出《月光》并准确说出作曲家和曲目名称的人，据他所知，只有一个。

他不确定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在凌晨两点闯入梧桐巷35号弹钢琴、录成磁带、在第二天早上八点十二分通过分局传达室的电话线传到他耳朵里——但至少他知道，那个人也懂德彪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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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沈夜澜没有去食堂。

他等办公室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走到韩世安的小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

“进来。”

韩世安正趴在桌上打盹，嘴边挂着一点口水，见是沈夜澜，赶紧用袖子擦了擦嘴角，坐直了身体，从抽屉里摸出一根烟叼上。

“怎么了？”

沈夜澜把上午接到匿名电话的事说了一遍，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删减。他说得很简短，像是在做一份正式的工作汇报。

韩世安听完，烟从他嘴里掉下来，他手忙脚乱地接住了，重新叼上，没点。

“你看清楚来电显示了吗？”他问。

“公用电话。我看了来电号码，回去查了一下，是江边码头的一个公用电话亭。”

“码头，”韩世安重复了一下，把那根烟从嘴里取下来，在手指间转来转去，“那个人让你去建设路口的电话亭等，他自己却从码头打过来。他在转移你的注意力，不想让你知道他的真实位置。”

“也不一定，”沈夜澜说，“他可能根本不在意我知不知道他的位置。他让我去建设路口接电话，不是为了隐藏自己的位置，是为了确认一件事。”

“什么事？”

“确认我接到了他的电话。如果我接了，说明我听到了录音。如果我没接——他的录音就白录了。”

韩世安把那根烟捏了捏，又叼回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