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这个人是敌是友？”

沈夜澜沉默了几秒。

“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知道我在查宋怀远的案子。他知道我住在32号。他知道我能接触到分局的传达室电话线路。他不是普通人。”

“你在江城的熟人不多。会不会是——方远？”

沈夜澜摇了摇头。

“方远的声音我认识。不是他。而且方远不需要用这种方式联系我。他有我的直接电话。”

韩世安靠在椅背上，双手抱胸，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叼着烟的那个角度，看起来像是一个正在苦思冥想的算命先生。

“我干了这么多年警察，见过不少用匿名电话传递信息的。一般来说有几种可能：一种是真怕被报复，不敢露脸，只能躲在暗处递消息；一种是钓鱼，故意放个饵出来，看你上不上钩；还有一种——”他顿了一下，把烟从嘴里取下来，用两根手指夹着，在空气中画了一个圈，“是试探。试探你是不是那个值得他冒险的人。”

沈夜澜想起林柏舟舅舅笔记里的那句话——“有些事，活着的时候不能说，死了的时候来不及说。”

“老韩，”他说，“梧桐巷里，除了赵伯，还有谁知道1975年那晚的事？”

韩世安想了想，掰着手指头数：“赵德茂算一个。老张——张记早点那个老张，他1980年才搬来梧桐巷，时间对不上，他不知道。王婶——34号的王翠花，她1970年就住在梧桐巷了，但她那个人嘴巴不严，如果她知道了什么，早就嚷嚷得满城皆知了。还有谁……”

他想了想，忽然皱起了眉头。

“老周。周国平。”

沈夜澜的目光微微一动。

“你说的是——”

“我说的不是咱们科里的周国平，”韩世安摆了摆手，“我说的是你房东的老周，周国良，就是你那套32号房子的主人。他是老周的哥哥。周国良1975年就住在梧桐巷了，和宋怀远是邻居，也是朋友。1975年10月以后，他搬走了。”

“搬走了？”

“对，搬得很突然。1975年11月初，有一天他来找我，跟我说他要去外地做生意，房子钥匙交给我保管，让我帮他处理后面的事情。我当时正在查宋怀远的案子，忙得焦头烂额，也没多想。后来案子结了，我想找他问问宋怀远的一些事情，发现他留下的地址是假的，电话号码是空号。他就这么消失了。”

“再也没有消息？”

韩世安摇了摇头。

“再也没有。你住的那套32号，就是他当年住的那套。他走了之后，房子空了十年。老周——我是说周国平，咱们科里的那个周国平——是他的亲弟弟。周国平一直在江城，但他从来不提他哥的事。我问过一次，他说‘他死了’，然后就不说话了。”

沈夜澜的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咔嗒”一声，像锁舌弹进了锁孔。

周国平。

今天上午在办公室里削铅笔的那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

他从来不提他哥的事。

“老韩，”沈夜澜的声音压得很低，“周国平在我们科里待了多久？”

“七年。1978年调进来的。”

“1975年他哥消失。1978年他调进刑侦科。”

“对。”

“一个哥哥离奇消失的人，主动要求调到刑侦科来工作，”沈夜澜的眼睛微微眯了一下，“你觉得他是为什么？”

韩世安把那根烟从嘴上拿下来，放在桌上，用指腹慢慢碾碎了。

“我一直觉得，”他说，声音很低，“周国平进刑侦科，是为了查他哥的事。但他从来不跟我说这些，我也从来不问。在这个系统里待久了，你学会了一件事——别人的伤疤，不要主动去揭。”

沈夜澜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

“老韩，周国平今天下午在不在？”

“应该在。他没请假。”

“我去跟他聊聊。”

韩世安看着他，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拦住他，但最后什么也没说。他把那根碾碎的烟丝拢了拢，倒进搪瓷茶缸里，拍了拍手。

“去吧，”他说，“但记住——不要逼他。有些人用了十年才把嘴闭上，你用十分钟不可能让他把嘴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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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沈夜澜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周国平正坐在他自己的座位上，面前摊着一本很厚的书。

沈夜澜走过去，在周国平对面坐下来。

周国平抬起眼睛看了他一眼，那目光和之前一样——冷静、审视、带着一种不动声色的距离感。他的脸瘦长，颧骨很高，嘴唇很薄，不笑的时候看起来像是随时在生气，但沈夜澜注意到他的眼角有一些细纹，那些纹路的走向不是生气的方向，更像是长期皱眉留下痕迹——不一定是愤怒，也许是不安，也许是痛苦，也许只是一些他不想让别人看到的情绪。

“周哥，”沈夜澜第一次这么叫他，“我想问你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