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

“你知道这意味着你要面对什么吗？你可能会被报复，你的家人可能会被骚扰，你的生活可能会被彻底打乱。”

赵伯抬起头，用那双布满血丝的、泪眼模糊的眼睛看着沈夜澜。

“我没有家人，”他说，声音出奇地平静，“我老伴走了十一年，儿子在东北，好几年没联系了。我一个孤老头子，活够了。但我不能在死了以后还带着那个梦去见她。她在江边等我，我不能带着一句谎话去见她。”

他放开杯子，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动作很用力，像是要把那些眼泪连同十年来所有的恐惧和内疚一起擦掉。

“你是警察，你说的话我信。老韩信你，我也信你。我把这句话说出来了，剩下的——你来办。”

沈夜澜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站起身，走到桌边，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空白页，从口袋里掏出笔，递到赵伯面前。

“赵伯，你把刚才说的话再重复一遍。我帮你写成书面材料，你签字。”

赵伯接过笔，手指还在抖，但当他握住笔杆的时候，那颤抖奇迹般地减轻了——也许是几十年的钳工生涯让他的手对“握”这个动作有着本能的记忆。

沈夜澜拉过椅子，坐在赵伯对面，把笔记本垫在纸下面，一个字一个字地写。

他把赵伯说的话复述了一遍，没有添油加醋，没有删减改动，甚至连赵伯那句“我看了他足足有十秒钟”里的“足足”都原样保留了。

写完之后，他把纸递给赵伯。

“你看一遍，没有问题就签字。”

赵伯接过纸，凑近了看。他的眼睛不好使，眯着眼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把纸放在膝盖上，歪歪扭扭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赵德茂”三个字，笔迹生涩，像是一个很久没有写过字的人。

然后他把笔和纸一起递回来，长出了一口气。

那口气像是一声叹息，又像是十年来第一次真正地呼吸。

“赵伯，”沈夜澜把纸折好，放进案卷里，“你的证词我会暂时保密，不到最后一刻不会公开。在那之前，你自己也要小心——不要跟任何人提起今天的事，不要跟任何人说你来找过我。”

赵伯站起来，拿起竹杖，点了点头。

“我知道。我这辈子嘴最严。”

他走到门口，忽然停下来，没有转身，只是侧过了半边脸。

“小沈——我可以叫你小沈吧？”

“可以。”

“小沈，我有一句话要跟你说，”赵伯的声音低得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顾衍之这个人，我看着他从文化局副局长升到局长，一步比一步快。这十年里，他在这座城市经营的关系网，比梧桐巷的老槐树根还深。你查他，他不是不知道。他可能已经在等你了。”

沈夜澜站在门口，逆着光，脸上的表情看不清。

“赵伯，你怕不怕？”他问。

赵伯转过身来，这次真的笑了。那笑容里有一种老人特有的、看透了一切之后的坦然，比哭还让人心酸。

“我活了七十三了，该怕的都怕过了，”他说，“怕死，怕疼，怕孤独。但最怕的还是每天晚上做那个梦，梦见他在窗帘缝里看我。现在我把话说出来了，那个梦不会再来了。”

他拄着竹杖，一步一步地走向梧桐巷的深处，背影在午后的阳光里越缩越小，最后拐进了41号那扇矮小的木门里。

沈夜澜站在门口，目送他离开，然后转身回屋，把门关上。

他把赵伯的证词又看了一遍，然后拿起桌上的油灯，拧亮了一点。火光在纸上跳动，赵德茂三个字在光影里忽明忽暗，像一颗刚刚点燃的、还很脆弱的星星。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颗子弹，放在证词旁边。

又拿出那张写着“9月16日，到江城的第一天。豆浆要咸的”的纸条，放在子弹旁边。

三样东西并排摆在桌上，代表着他到江城以来得到的三样东西：一颗警告，一张承诺，一份证词。

警告来自黑暗。承诺来自自己。证词来自一个沉默十年的老人。

现在他有了一个证人。

但他比任何时候都清楚——一个证人在这个案子里，远远不够。顾衍之经营了十年的关系网，不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钳工的一句证词就能撬动的。

他需要更多。

更多的证人。更多的证据。一根链子，足够长，足够结实，从1975年的雨夜一直拉到1985年的今天，把真相从黑暗里硬生生拽出来。

门外忽然传来一阵轻快的脚步声，然后是一个熟悉的声音：“沈夜澜？你在吗？”

是林柏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