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

赵伯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然后又松开了。他低下头，重新看着自己的手，沉默了很久。屋里的光线从窗户斜射进来，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像是给他戴上了一顶金色的帽子。

“我想跟你说一件事，”他终于说，声音比刚才更低更慢，像是每一个字都要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挖出来，“三十五号那个画家失踪那天晚上，我看见了一个人。”

沈夜澜的身体微微前倾，但他没有动笔，没有拿笔记本，没有任何会让对方感到压力的动作。他只是安静地坐着，像一个树洞，无声地告诉对方——我在听，你说。

赵伯的目光落在了窗外。

窗外是梧桐巷，午后的阳光把青石板路晒得发白，老槐树的影子像一把巨大的伞，遮住了半条巷子。一只花猫从屋檐下窜过去，倏忽不见了。

“那天是十月二十六号，”赵伯说，“我记得清楚，因为那天是我老伴的忌日。她走了十一年了，每年的那天我都会去江边坐一会儿，跟她‘说说话’。我老伴活着的时候最爱看长江，说看着江水她就觉得心里敞亮。”

他停了一下，喉结上下滚动了一次。

“那天傍晚下着雨，不大，毛毛雨，但很密。我从江边回来的时候大概七点多，天已经全黑了。我撑着伞往巷子里走，走到35号门口的时候——”

他又停了一下。

沈夜澜看见他的手指开始微微发抖。

“我看见35号的灯亮着。这本来不稀奇，宋怀远那个画家经常晚上画画，有时候亮到半夜。但那天的灯不是画室里的灯，是前厅的灯。宋怀远从来不在前厅待着，他说前厅太小，憋得慌。所以那天我看见前厅的灯亮着，就觉得有点不对。”

他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我看见窗帘动了一下。不是风吹的——那天的窗户是关着的，我记得清楚，因为雨是斜着下的，打在玻璃上啪啪响。窗帘是被人从里面拨开的，露出了一条缝，缝里有个人在往外看。”

“你看清那个人的脸了吗？”沈夜澜问。

赵伯的手抖得更厉害了。他把两只手分开，放在膝盖两侧，用力按着，像是在压制身体里某种想要冲出来的东西。

“看清楚了，”他说，声音开始发颤，“就是因为看清楚了，我这十年才一个字都不敢说。”

他抬起眼睛看着沈夜澜，那双浑浊的老眼里第一次出现了恐惧——不是对过去的恐惧，而是对现在的恐惧，对说出了这句话之后会发生什么的恐惧。

“那个人不是宋怀远。”

“是谁？”

赵伯的嘴唇剧烈地抖动了两下，他用干裂的舌尖舔了舔嘴唇，像是在给一个生锈的开关最后拧上一点润滑油。

“那个人的名字，我后来打听到了。1980年，他调到文化局当副局长，上了江城的报纸，我看见了照片。1983年，他当上了局长，又上了报纸。每一次我看到他的照片，我都把报纸翻过去，不敢看第二眼。”

他闭了一下眼睛。

“他姓顾。顾衍之。”

沈夜澜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但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变化。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一下——这是他控制情绪的生理反应，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

顾衍之。

这个名字从赵伯嘴里说出来，和他自己从案卷里推断出来，是完全不同的分量。前者是证据，是有人愿意用自己十年沉默换来的真相。

“赵伯，”沈夜澜的声音很平稳，平稳得像一潭死水，“你确定你看清楚了吗？那天晚上下雨，光线不好，隔着一道窗帘——”

“我看了他足足有十秒钟，”赵伯打断了他，声音忽然提高了半度，然后又迅速降了下去，像是怕被外面的人听见，“他从窗帘缝里往外看，我也站在外面看他。巷子里的路灯虽然暗，但他站在灯旁边，脸正对着窗户，我看得清清楚楚。方脸，浓眉，眼睛不大但很有神，右边眉毛上面有一颗痣。我不会记错的，我当了三十年钳工，看什么都看得准，眼睛里容不得沙子。”

右边眉毛上面有一颗痣。

沈夜澜在心里默默记下了这个特征。韩世安的案卷里没有这一条，林柏舟舅舅的笔记里也没有。这是新的信息，是赵伯用十年沉默换来的一句实话。

“然后呢？”他问。

赵伯的喉结又上下滚动了一次。

“然后我就走了。我站在巷子里看了他十秒钟，他看了我十秒钟。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清我的脸，巷子里黑，我又撑着伞——但他看了我，我看了他，这是躲不掉的。”

“第二天，宋怀远没有出现。第三天，第四天，都没有。后来韩世安来了，在35号进进出出，问东问西。他敲过我的门，问我26号晚上有没有看到什么。我说没有，什么都没有，我那天下午从江边回来就睡了，什么都不知道。”

他的声音终于彻底哑了下去，像一盏油灯烧尽了最后一滴油。

“我撒了谎，”他说，眼泪无声地从这个七十多岁的老钳工眼眶里涌出来，顺着那些深如刀刻的皱纹往下流，“我跟警察撒了谎。十年了，我每天晚上都梦见那十秒钟。梦里他看着我，我看着他，然后他笑了。”

沈夜澜把搪瓷杯往赵伯面前推了推。

赵伯没有喝，只是用颤抖的手握住了杯壁，像是抓住一根浮木。

“赵伯，你知道你今天的证词意味着什么吗？”沈夜澜问，声音依然平稳，但每一个字都像是经过仔细打磨的刀刃，“如果你愿意在正式的询问笔录上签字，或者在法庭上作证，你就是指控顾衍之与宋怀远失踪案有关联的关键证人。”

赵伯握着杯子，指节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