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巷的路口就在建设路上，从这里往南走，拐个弯，再走五百米，就到了。

他看了一下手表，十一点四十。还有一个多小时才到午饭时间。他对小赵说：“你先回局里，我还有点事，下午一点前回去。”

小赵看了他一眼，没有多问，骑着自行车走了。

沈夜澜沿着建设路往南走。

他没有去梧桐巷，而是去了建设路和江边大道交叉口的一个地方——江城画院。

画院是一栋灰色的老式建筑，三层楼，外墙爬满了爬山虎，正门上方挂着一块牌匾，上面写着“江城画院”四个字，落款是某位已经去世的老书法家。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银杏树，叶子刚开始泛黄，阳光透过树叶落在地上，洒了一地的碎金。

沈夜澜站在画院门口，没有进去。

他只是来“看一眼”的。把地形、方位、周围的环境记在脑子里。这是他的另一个习惯——在正式接触任何人和事之前，先去看那个地方本身。建筑会说话，街道会说话，环境会告诉你很多人的嘴巴不会告诉你的东西。

画院的正门朝南，对着建设路。东边是一条小巷子，通往居民区。西边是江城文化局的大楼，一栋六层的白色建筑，和画院只隔了一道铁栅栏围墙。

文化局。

沈夜澜的目光在那栋白色建筑上停了两秒钟，然后移开了。

他沿着画院的围墙走了一圈，在后门的位置发现了一条窄窄的巷子，巷子尽头是一扇生锈的铁门，门上挂着一把旧锁。锁很旧，但看起来是经常被人打开的——锁孔周围的铁锈被磨掉了，露出下面银灰色的金属。

他记住了。

然后他转身往回走，在建设路和梧桐巷的交叉口，他停下了脚步。

路口有一个公用电话亭，灰色的铁皮外壳，玻璃已经碎了一块，用硬纸板糊着。电话亭旁边有一个卖烤红薯的老头，正缩在棉大衣里打盹。

沈夜澜在电话亭前站了一会儿，然后走了过去。

他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

“方远，是我。”

“沈夜澜？”方远的声音明显高了几度，“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省厅那边说你调去江城了？”

“嗯，调了。”

“怎么回事？因为上次那个案子？”

“不说这个，”沈夜澜把电话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从口袋里掏出那本1980年的江城地图，翻到画院那一页，“我问你一件事。”

“你说。”

“你在省纪委，文化系统那边的案子，你手里有没有一份名单？”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你怎么忽然对这个感兴趣了？”方远的声音低了下去，变得谨慎而警觉。

“随便问问。”

“沈夜澜，你少来这套。你这个人从来不会‘随便问问’。你要是不说实话，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

沈夜澜沉默了一下。

“我在查一个旧案，”他说，“牵涉到江城画院和江城文化局，时间跨度从1975年到现在。”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比刚才更长。

沈夜澜听见方远在电话那头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吐出来，像是在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1975年，”方远重复了一下这个年份，声音里带着一种复杂的、难以言说的意味，“你说的是宋怀远？”

沈夜澜的手指微微收紧，电话听筒在掌心发出轻微的吱呀声。

“你知道这个案子？”

“整个江城文化系统里，但凡干了超过十年的人，没有人不知道宋怀远，”方远说，语速变慢了，像是在一边想一边说，“但不是因为案子本身，而是因为——这个案子之后，江城画院和江城文化局的格局，完全变了。有一些人上去了，有一些人下来了，有一些人永远离开了。”

“都有谁上去了？”

方远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了另一句话。

“沈夜澜，我手里确实有一份名单。不是省纪委的正式文件，是我自己这些年慢慢整理出来的。上面列了十几个人，都是文化系统里那些‘来历不明’的升迁。不是我多正义，是我的职业习惯——谁升得快，我就多看谁两眼。”

“名单上有顾衍之吗？”

沈夜澜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声音很平静，像是在问“今天天气怎么样”。

电话那头沉默了整整五秒钟。

“你已经查到顾衍之了？”方远的声音变了，从谨慎变成了严肃，从严肃变成了紧张，“你到江城才几天？”

“五天。”

“五天你就查到顾衍之了？”

“有人帮了我。”

方远在电话那头骂了一句脏话，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沈夜澜，你给我听好了，”方远的声音压得很低很低，低到沈夜澜要把听筒紧紧贴在耳朵上才能听清，“顾衍之这个人，不是你现在能动得了的。他在江城文化系统经营了十年，上上下下都是他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有上面的人。”

“上面的人是谁？”

“我现在还不能说，”方远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无能为力的疲惫，“不是我不信任你，是我还没有拿到确凿的证据。在没有证据之前，那个名字说出来，你我都会有大麻烦。”

沈夜澜闭上了眼睛。

他站在电话亭里，秋风从碎掉的玻璃窗里灌进来，吹得他手里的地图哗哗作响。他听见远处汽车喇叭的声音，听见卖烤红薯的老头打呼噜的声音，听见电话里方远沉重的呼吸声。

“那你要多久？”他问。

“不知道。三个月，半年，也许一年。我在查，但我只有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