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早晨，沈夜澜到分局的时候，比报到时间早了四十分钟。

他不是故意的，这是一种习惯——或者说是一种病。不管前一天晚上几点睡，第二天早上六点之前一定会醒，醒了就再也躺不住。在省厅的时候，同事们私底下叫他“闹钟”，不是因为他准时，而是因为他永远比闹钟先响。

分局的大铁门还半掩着，传达室的老头正端着搪瓷盆吃早饭，见到他进来，筷子夹着的花生米差点掉出来。

“哎哟，小伙子，这才几点？”

“七点二十。”沈夜澜说。

“七点二十你来上什么班？八点半才上班！”

“我习惯早到。”

老头上下打量了他一眼，摇了摇头，继续吃花生米。

沈夜澜上楼，发现刑侦科的门已经开了。他推门进去，看见一个人正趴在桌上奋笔疾书——是昨天那个打瞌睡的胖警察。胖警察姓刘，大名刘建国，三十五岁，是刑侦科的老人了，据说在分局干了十二年，什么案子都经过，什么案子都没破过。

当然，最后一句是沈夜澜自己观察出来的。他看人有一套自己的标准——不是看这个人说什么，而是看这个人桌上放什么。刘建国的桌上放着一个搪瓷杯，杯壁上印着“1982年刑侦系统表彰大会留念”的字样，杯子很旧，但洗得很干净，说明他很珍视这个东西，说明那可能是他职业生涯里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

一个把表彰纪念杯摆在最显眼位置的人，多半不是因为他骄傲，而是因为他需要用它来提醒自己——我也有过干得不错的时候。

沈夜澜进门的时候，刘建国抬起头来，愣了一下，然后咧嘴笑了。

“小沈？来这么早？”

“睡不着。”

刘建国“嘿嘿”笑了两声，把桌上的文件往旁边挪了挪，腾出一块空地来。他把搪瓷杯端起来喝了一口，茶水已经凉透了，他皱了皱眉，但还是咽了下去。

“昨天老韩跟你聊了吧？”

“聊了。”

“聊什么了？”刘建国问这话的时候语气很随意，但沈夜澜注意到他的目光在韩世安办公室的门上停了一下，然后又迅速地移开了。

“聊了江城的基本情况，”沈夜澜说，“和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历史遗留问题，”刘建国重复了一下这几个字，笑了一声，那笑声有点干，“江城的‘历史遗留问题’多了去了，你指的是哪一个？”

沈夜澜没有回答。

他不确定刘建国是在试探他，还是只是随口闲聊。在新环境里，他向来是先听、再看、再说。多说多错，少说少错，不说不错——这是他在省厅那几年用无数个坑填出来的经验。

刘建国见他不说话，也没再追问，低下头继续写他的文件。

过了一会儿，其他人陆陆续续来了。

刑侦科加上沈夜澜一共七个人。科长韩世安，五十二岁。副科长空缺，据说原来的副科长半年前调走了，一直没补上。剩下的五个侦查员：刘建国，三十五岁；赵明远，二十六岁，大家都叫他小赵；周国平，四十出头，看着沉默寡言；孙丽，二十八岁，刑侦科唯一的女侦查员；还有一个叫王浩的，三十一岁，今天请假没来。

沈夜澜坐在韩世安给他安排的位置上，靠窗，挨着刘建国。他把从家里带来的那本1980年的江城地图放在桌角，又从抽屉里翻出几支铅笔和一本空白的工作笔记，把笔记本的第一页写上日期和姓名，字迹工整得像印上去的。

小赵凑过来，看了看他的笔记本，吹了声口哨。

“沈哥，你这字写得也太好看了吧？跟字帖似的。”

沈夜澜抬了下眼皮：“习惯。”

“我写的字跟狗爬似的，老韩每次看我写的笔录都骂我，”小赵笑嘻嘻地说，露出一口白牙，“以后能不能帮我写？”

“不能。”

小赵也不恼，嘿嘿笑了两声，回了自己的位置。

沈夜澜注意到，从进门到现在，有一个人在看他。不是偷偷摸摸地看，而是光明正大地看，目光里有审视，有好奇，还有一点点说不清道不明的警惕。

周国平。那个四十出头、沉默寡言的中年人。

他坐在沈夜澜斜对面，桌上放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包面上有几道深深的划痕。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藏蓝色夹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没什么表情，但一双眼睛一直在沈夜澜身上打转。

沈夜澜没有回避那道目光，直接迎了上去。

周国平和他对视了两秒钟，然后率先移开了视线，低下头去看手里的报纸。但那两秒钟里，沈夜澜捕捉到了一些东西——不是敌意，更像是一种观察者的冷静，像是在打量一个闯入自己领地的不速之客。

他没有表现出来，只是在心里给周国平打了一个标记：注意。

八点二十五分，韩世安推门进来了。

他今天穿了一件干净的警服，头发也比昨天整齐了一些，嘴里照例叼着一根没点着的烟。他扫了一眼办公室，目光在沈夜澜身上停了一下，然后拍了拍手。

“都到了？我说两句。”

所有人抬起头来。

“这位是新来的同事，沈夜澜，从省厅调过来的。之前在省厅办过大案，成绩不错，大家多关照，也多学习。”韩世安说话的时候没有看沈夜澜，目光在办公室里来回扫，像是在确认每一个人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