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二，贺玺跟着父母回了乡下。

车子从县城开出，穿过一片又一片收割过的稻田，拐进那条弯弯曲曲的山路。

贺玺坐在后座，看着窗外那些熟悉的山和树，想起小时候每年寒暑假都盼着回乡下，盼着和堂姐贺苒一起玩，盼着奶奶做的糯米糍粑。后来奶奶走了，她回去的次数也少了，有时候一整年都回不了一次。

车子停在大伯家门口的时候，老远就看到一群人站在院坝里等着。大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棉袄，脖子微微缩着，眯着眼往路口张望。大伯母站在他旁边，围裙已经系上了，两只手在围裙上擦来擦去，像是刚放下手里的活儿就赶出来了。贺苒裹着一件浅灰色的羽绒服，双手插在口袋里，看到车子拐进来，笑着朝他们挥了挥手。她旁边站着堂弟贺嵩，高高瘦瘦的，手里还攥着手机，正低头看屏幕，被大伯母拍了一下后脑勺，才不情不愿地把手机揣进兜里，抬起头来。

贺明祥把车停好，一家人刚下车，大伯就迎上来，接过贺玺手里的袋子，嘴里念叨着“带什么东西，人回来就行了”。大伯母拉着贺玺的手，上上下下打量了一圈，说“玺玺又瘦了”，跟程文昕说的话一模一样，连语气都没差多少。贺玺笑了笑，说没有，还胖了两斤呢。大伯母不信，捏了捏她的手臂，说这哪像胖了的样子，回头多吃点。

一家人说说笑笑地进了屋。大伯家的房子是前几年翻新过的，外墙贴了瓷砖，院子里铺了水泥，但屋里的陈设还是老样子，一张八仙桌，几条长凳。

大伯母和母亲程文昕扎进灶房就开始忙活，一个切菜，一个烧火，父亲贺明祥被大伯叫去后院杀鸡，鸡叫声在院坝里响了几下就没了，紧接着是热水烫毛的嘶嘶声。贺玺和贺苒被安排坐在灶房门口的小板凳上，一人一盆菜，贺玺择豆角，贺苒剥蒜。

贺苒比贺玺大三岁，在省城一家医药公司做销售，干了好几年了，她长得很像大伯母，圆脸，大眼睛，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姐，你男朋友呢？过年没跟你回来？”贺玺一边择豆角一边问，问完就后悔了，这种话题在老家永远是烫手的山芋。

贺苒果然翻了个白眼，手上剥蒜的动作没停，但语气里带着一种“你怎么也来这套”的无奈：“早分了，你不是知道吗？上次那个，我妈嫌人家家里远了，回趟娘家都不方便。”

贺玺低下头，没敢接话。贺苒看了她一眼，倒是自己笑了，“分了就分了呗，我现在一个人过得挺好。攒了点钱，年后打算给我爸妈买辆车，省得他们老骑那辆电动车，风吹日晒的，不安全。”

贺玺抬起头，看着贺苒。“挺好的，”贺玺真心实意地说，“大伯他们肯定高兴坏了。他们那个电动车骑了好多年了吧，刹车都不太灵了，他们老说还能骑还能骑。”她把择好的豆角扔进盆里，溅起几滴水珠，“你要是买了车，大伯嘴上肯定说浪费钱，心里指不定多美呢。”

贺苒笑了，酒窝深深的，笑完又压低了声音，像是怕灶房里的大人们听到：“他们就是舍不得。你看咱们这一辈的，谁家爸妈不是这样？什么都舍不得，好的留给孩子，坏的留给自己。”

贺玺没说话，指尖掐着手里那根豆角的筋，撕下来长长的一条，绿色的，在阳光下有点透明。

她脑子里闪过自己爸妈的样子，贺明祥那件穿了多年的棉袄，袖口磨得起了毛，领子翻起来能看到里面的棉花已经结成了硬块，他还说“穿着暖和”。程文昕去年过年想买一双新鞋，试了好几次，最后看了看价签又放回去了，说“家里的那双还能穿”。

他们一辈子都在省，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她身上。她总觉得等自己工作了、赚钱了，就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可是工作这么久，她给家里寄的钱，爸妈一分都没花，全存着，说留着给她以后用。

院子里，贺嵩被大伯叫过去帮忙搬柴火。他十七岁，上高二，个头已经蹿到了一米七八，但骨架还是少年的单薄，他搬起一捆干柴，手臂上的青筋微微鼓起，脸憋得有点红，走了两步差点被门槛绊了一下，大伯在旁边骂了一句“这点活都干不好”，他嘿嘿笑着，也不顶嘴，把柴火码在灶房墙根下，拍了拍手上的灰，又跑过去拎水桶。大伯母从灶房探出头来看了他一眼，嘴里嘟囔着“慢点慢点”。

灶膛里的火越烧越旺，大铁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翻滚着。

饭菜一盘盘地端上桌，摆了满满一桌。鸡是自家养的，鱼是塘里捞的，青菜是从屋后菜地里现拔的，连豆腐都是隔壁婶子早上刚做好的。

大伯端起酒杯，清了清嗓子，说了一句“过年好，大家都好”，然后一仰头干了。

酒过三巡，大伯母放下筷子，说起村里的事。她说话的时候手不闲着，一会儿给贺玺夹块鸡腿，一会儿给贺苒夹块鱼肉，嘴上不停，手上的动作也不停。她说村东头的张婶年前跟着老年团去海南旅游了，玩了七八天才回来，人晒黑了一圈，但精神头好得很，天天在村口的小卖部门口跟人吹牛，说海南的海水有多蓝，沙滩有多软，住的那个酒店有多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