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玺看着她，嘴角弯了弯，没回答那个问题，重新拿起筷子夹了一口菜，嚼完了才说：“没什么，随便问问。”

赵清然眼皮眯了眯，没戳迫贺玺不自然的神情。

“行吧，”赵清然端起碗，恢复了她平时那种大大咧咧的语气，“不说他了，我们吃饭，不然菜都凉了。”

贺玺弯了弯嘴角，从她碗里夹走了一块鱼肉，赵清然“喂”了一声，作势要抢回来，两个人笑了一下，餐桌上的气氛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搅动了一下，又重新流动起来。

贺玺也并非刻意隐瞒，只是觉得还不到和赵清然说的时候，至少现在不合适。

年底的工作像潮水一样涌过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贺玺每天从早忙到晚，连喝水都赶时间。合同要签、项目要结、年后要用的方案要提前准备好，几件事摞在一起，压得她脑子里只剩下一行行的待办事项。南今也这个名字，连带那份安安静静躺在加密文件夹里的合同，被她彻底忘在了脑后。

放假来的猝不及防，她给爸妈打了电话，说了到家的时间。

等汽车到站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贺玺拖着行李箱从出口走出来，一眼就看到了父亲贺明祥。他站在接站口最前面，两只手插在那件穿了多年的深蓝色棉袄的口袋里，脖子微微往前伸着，找寻着贺玺的踪影。

看到贺玺的那一刻，他的眼睛亮了，嘴巴张开，嘴角往上咧，越咧越大，最后整张脸都笑开了。

他大步迎上来，接过贺玺手里的行李箱，掂了掂，说了句“怎么这么沉，都带了些什么”。

贺玺笑着说，给你们买的东西啊，你和妈都有。贺明祥嘴上说着“买什么东西，乱花钱”，但脸上的笑容又大了一圈，连眼角的皱纹都变得更深了。

贺明祥把行李箱放进后备箱，发动了那辆开了好多年的银色轿车。车里暖风开得很足，座椅上铺着程文昕亲手钩的毛线坐垫，粗糙但暖和。贺玺把冻僵的手塞进坐垫底下暖着，看着窗外熟悉的路往后退。

以前家里是没有小汽车的。

贺玺到城里读书那会儿，父亲接送她上下学的是一辆老式自行车。车铃铛生了一层薄锈，按起来声音闷闷的，父亲骑得很稳，贺玺坐在后座上，双手攥着他的衣角，冬天的时候风像刀子似的刮在脸上，她把脸埋进父亲的背脊里，那里是唯一没有风的地方。

后来那辆自行车换成了小摩托。摩托快多了，但风也更冷了，刮得耳朵生疼。每次到家，贺玺的脸颊红得像涂了胭脂，小手缩在袖子里半天伸不直。父亲看着她这副样子，嘴上没说什么，晚上却跟母亲在屋里低声商量了很久。

没过多久，家里就多了一辆二手小汽车。车是老款的，漆面有些地方已经花了，但车里暖风开起来的时候，整辆车像一座会移动的小窝。从那天起，贺玺上学的路上再也没有被冷风刮过。

车拐进那条老街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路灯亮着，昏黄的光洒在狭窄的路面上，两边的店铺还开着门，卖水果的、修鞋的、理发的小店，一家挨着一家，招牌上的字有些已经褪了色，但灯还亮着。有人在路边聊天，声音不大，夹杂着偶尔的笑声。空气里有炸油条的香味从某家早餐铺的厨房里飘出来，虽然已经过了晚饭时间，但那个味道还在。

贺明祥把车停在家门口，还没熄火，就看到程文昕从二楼探出头来，围裙还没解，手里拿着锅铲，朝下面喊了一声“回来了？”贺玺仰头应了一声，程文昕的脑袋就收回去了，紧接着厨房里传来锅铲翻动的声音，比刚才急了不少。

贺玺推开一楼小卖部的玻璃门，风铃响了一声。货架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方便面、饮料、零食、日用品，码得整整齐齐，每一排的标签都是程文昕手写的，字迹工整，一横一竖都不马虎。柜台后面的老式收银机还摆在那里，旁边放着一罐贺明祥泡的枸杞茶，玻璃罐子里的枸杞已经泡发了，胖胖的，沉在杯底。

贺玺站在门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小时候贺玺是跟着奶奶住在乡下的，爸妈都在外地打工，一直到她上小学四年级时爸妈从外地回来，用攒了多年的积蓄在城里的老城区盘下了这栋两层小楼，一楼开店，二楼住人。刚开始生意不好，街坊邻居都不熟，贺明祥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去批发市场进货，程文昕在店里站一整天，晚上算账算到十一二点。后来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街坊邻居也都熟了。

她每次回来，都觉得这间小卖部老了那么一点点，贺明祥的背影佝了那么一点点，程文昕的头发白了那么一点点，但那盏亮到深夜的灯，从来没有灭过。

二楼传来程文昕催促的声音：“玺玺，快点上来，饭要凉了。”贺玺应了一声，把手从行李箱拉杆上松开，转身跟贺明祥说了一句“爸，先别搬了，吃完饭再说吧”，然后噔噔噔地跑上楼梯。

二楼的餐桌上摆得满满当当。红烧肉、糖醋排骨、清炒时蔬、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还有贺玺最爱吃的糖醋鱼。程文昕站在桌边，把最后一道菜端上来的时候，围裙还没解，额角有细细的汗珠，但脸上的笑容比桌上的菜还要丰盛。她上上下下看了贺玺好几遍，目光从脸看到肩膀，从肩膀看到手，从手看到鞋，嘴里嘟囔着“瘦了，又瘦了”。

程文昕看她吃得香，自己顾不上吃，一个劲地往她碗里夹菜。贺明祥倒了一杯自己泡的药酒，慢慢喝着，目光在女儿和妻子之间来回移动，嘴角的笑容一直没散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