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套标准，我认为好处非常多。”詹渺继续说道，“首先，我们一直采取的是劝说说服民间持有者自愿放弃的模式，不管黑影场的强度到底如何，只要当事人自愿同意上交，就采取回收的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人才后备队伍的建设。”

“其次，自愿放弃的原则本身并没有错，但我们在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如果没有这套定级标准作为参考，即使他们发现了黑影场的中上水准的持有者，他们也会根据大方针进行回收，而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有潜力的持有者进行思想工作后编入队伍中。”

“另外，我们的登记只录入了持有者的相关信息，至于这些人的能力水平到底如何，报告中的描述往往都相当含糊，这对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是非常不利的。更不用说已经存在了民间部分群众不自愿上交，一些利用微末黑影场制造混乱，又或者草率回收中高强度黑影场的情况。最起码，我们应该有一套标准，在某个标准值以上，必须回蓟阳进行专门测试和定级登记。在某个最低标准以下，进行强制回收。“

“我之所以建议的是最低标准线下强制回收，是因为在管理处人手不足的情况下，还要进行漫长甚至没有功效的劝说，这无疑是浪费人力的一种体现。尽管这看起来没有危害，很有可能只能将场域维持片刻，甚至人脑无法察觉的短暂时间，但事实已经证明，即便如此，仍会有一些不法分子将其利用为自己牟利或制造混乱、传播谣言。”

詹渺的这段话让郎客不由想起姚解在关内省临滂市遇到的那个案子。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会有人利用这东西来骗老年人养老金，这看似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可一旦披上“异能”、“发功”等等的外皮，就能摇身一变，成了这些邪魔外道的强有力佐证。

而给大众科普黑阳现象或者黑影场理论，这极有可能导致更大的混乱，这也是管理处根据上层指示作出的限制管理模式。

“既然这样的黑影场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没有丝毫作用，只对不法者有用，在当前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强制回收是有利的，看似有些激进，但我认为经过了一年多以来的验证，从前的保守模式已经超出了我们人手能够负荷的极限，反而滋生了不少事端。”

“总体而言，这也并没有违背应急办公室以回收为主的大方向。”

“等到日后应急管理处人手充足，可以在全国主要省市设立分局的前提下，强制回收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当然，这个也建立在黑阳现象持续发展的前提之中，正如石组长所说，目前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都没有切实的证据可以证明黑阳会越来越频繁，或者它将在什么时候抵达高峰，这仍然不可预测。”

“但我们难道不能因此做一个万全的准备吗？在正式投入对黑影场的研究之前，我是军工方面的人员，我认为这跟军备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并不能等着这个现象突然爆发，再去寻找针对措施。定级标准这件事本就已经拖了很久了。”

“工作组已经磨合了一段时间，即使再加上这个标准，我想也不会影响太大吧。兴许会有一些不可避免的隔阂与摩擦，我想也是推行新举措的阵痛期，很快就会过去，毕竟我们所有人的重心都应该放在管控全国范围内的黑影问题上面。”

詹渺这段话极其微妙地敲打了那些忙着站队的人，她说得很委婉，但崔崴心中难以避免涌出一些被点破的不爽。他已经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詹渺对于黑影场回收的态度和姚解有几分相似，全都是跳过了大量程序。

詹渺所说的不浪费人力，换句话说，她就是觉得现在管理处办事的模式太没效率了，只不过这么说过于直白。

她的思路和传统的层层报备，每一个环节都竭力把自己责任最小化的行政“规则”截然相反。

她难道不清楚工作组之前做的东西那么繁杂，就是为了把追究责任降到最低吗。

因为只要通过说服确保当事人是自愿的，剩下的根本就再也没有后顾之忧可言，都已经自愿签署协议了，之后的麻烦全都可以免谈。如果再在网上或者对亲朋好友泄露消息，全都能用违反保密协议为基础，用造谣的名义进行罚款关押。走法律程序是根本走不通的，因为保密协议具有相当强的行政效力。

然而强制回收和自愿就是两个相互角力的东西，收回黑影场之后不闹起来还好，一旦闹起来，就会非常麻烦。倒不是说处理不了，而是肯定要被上级批评了。

这种办事思路就好像地方□□办每年都要定点劝服慰问一批上访户一样。有的人有道理，有的人没道理，但不论如何，事情升级之后，全都有可能引起社会舆论，反过来就会从上到下层层追究责任了。

既然大家都不想担责任，那么不如就把人从源头拦住，开始车轮战一般的思想工作。能当场上交黑影场最好，上交不了，日后就回访到不堪其扰为止。应急管理处成立以来的黑影场回收制度，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典型行政思路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