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远忽近的惊叫声中，埃卡特主教从容不迫地穿过走廊，迈进主礼拜堂。

这里的人基本跑得都差不多了，只剩特蕾莎修女和两名传教士还在。他们在等待他的通知，好做最后一波撤离。

听到两名传教士呼唤他的名讳，特蕾莎修女终于抬起头来，跟着起身：“埃卡特主教，我们真的要……”

“准备撤离吧，现在就走。”

埃卡特主教的目光从她身上轻轻一掠就移开。

特蕾莎修女立刻闭了嘴，回身招呼传教士们。转头看到埃卡特主教仍站在原地，望向高耸的窗户上那块破洞，不由多嘴了一句：“那是刚才一个年轻人干的，我没来得及制止他……你不跟我们走吗，主教？”

圣坛上的烛火被气流干扰，微微摇曳。

埃卡特主教若有所思地仰头望着上面的窗户，迟迟没有回答。

高山教堂是大约60年前建立的。原本这里是一片黑麦田，后来经由政府拨款和民间赞助建成。虽然高大威严、神圣肃穆，宛如一件精雕细琢的艺术品，但不知为何，当中没有布置任何一幅上帝的肖像或者雕塑。

特蕾莎修女曾向他表达过这个疑问，在她看来，圣像是必不可少的存在。但埃卡特主教却不以为意，只是反问她：“你知道祂到底是何模样吗？”

他说这样是最好的，因着我们的上帝存于我们各自的心中，真正的模样也只存在于心中。

在高山教堂工作已十余年，得知要抱着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在回来的准备撤离这里，不惆怅是不可能的。

特蕾莎修女并未执着于等到答案。女人特有的敏锐洞察力让她早就意识到这位主教并不喜欢自己。哪怕她自问样样事都做得妥帖，对上帝之心虔诚有加从无怠慢，为人处事得体周到。

她不知道他那种客气之中的疏离和冷漠是从何而来，她也不敢知道。

她朝他轻鞠一躬，转身就走。

埃卡特主教这时才望向她匆匆离去的背影。

修女身材精瘦，穿着端庄素雅的黑色连衣裙，脑后的发髻绑得紧紧的，连一根凌乱的头发丝都没有。脊背更是挺得笔直。这些年她为后期圣徒教会的信仰工作操心颇多，两道沟壑很深的法令纹可以作证。

埃卡特主教欣赏她的专业和素雅，心理上却又难以压制住那种由此莫名而来的厌恶与抗拒。

他知道这是他的心病，不干特蕾莎修女的事。

可是——

她们真的太像了，不是五官上，而是行为举止上，她的年纪恰好也到了他对母亲印象最深的时刻。

一想到那个女人，那种冰凉潮湿、就像是洇到骨子里的阴冷仿佛幽灵一般若有似无地笼罩上来，让他的手指都微微一动。湿与冷无处不在，在埃卡特家族那座旧日古堡式地建筑里，从地毯到墙皮，都透着一股令人作呕的霉味。

从小他就憎恶那种味道。

霉菌是一种很邪门的生物，它们会在无形中侵蚀所有它们偏爱的空间。菌丝由孢子萌发而成。那样微小的孢子会尽情在空气中悬浮，并随心所欲地落到人眼睛、嘴巴、鼻子、气管里，有时还会进入肺部，引起某些极为顽固的呼吸疾病。

他总是不明白为什么身为过敏体质的母亲明明对这种东西十分敏感，却宁愿经年累月地拿着手帕捂着口鼻，不停地打喷嚏、擦鼻涕、揉眼睛、咳嗽，乃至费力喘息，也不肯着人去清理打扫，或者干脆带他换个地方去住。

毕竟埃卡特家族最不缺的就是钱。

就像他同样不能理解，母亲为什么会为了让年少时的他衣着得体、保持身材，连最基本的吃饱、穿暖不情愿做到。他总是骨瘦如柴，孱弱又病态，日照不足，皮肤惨白到堪比石膏，枯黄的发色倒是挺让母亲满意——她希望他能一直保持住儿时那种灿烂不掺杂质的纯金色。

明明谁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这一切本还没有如此变本加厉，在父亲还在世的时候。

可惜父亲在他6岁时就去世了。母亲成了家中最说一不二的那个权威，也是在那时，小埃卡特觉得她好像把自己嫁给了上帝，或者是上帝在人间行走着的活的代言人。她是如此虔诚，以至于到达一种疯魔的地步。

她向上帝奉献了她那时自认为最珍贵的东西——她的儿子。

于是他长久以来的记忆反复停留在那个时刻，那个片段，那个千篇一律的画面上。

背景音乐是黑胶唱机里永无休止的G大调第1号大提琴组曲，母亲对巴赫的推崇让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厌其烦地反复欣赏他的创作。她表示听这个是对洗涤人的耳朵和灵魂最有帮助的事。

“在巴赫的音乐中，我们能看见上帝。”她说，用红棕色木齿梳狠狠地梳过自己散乱的长卷发。她紧拽着靠近发根的位置，把一把头发死死攥在手里，就这么毫不留情地用劲，一下一下，哪怕一次扯断很多根，甚至能清晰听到断裂的撕拉声也不动摇。

面无表情到就好像那根本不是她的头发似的。

然后把它们盘成髻，紧紧贴着头皮。她透过镜子看他，一边眉毛微微扬起：“你今天的祈祷做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