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我34岁。

我已经是毛山市第一刑侦支队队长了。

老局长说的没错，我获得了所有我想获得的东西，代价是任由那些肮脏的交易发生在我眼皮子底下。

所有的程序都由jmc和丘远医院负责对接，我需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默许一切发生，如果有意外或被迫死在手术台上的人，我需要让他们以任何一种名正言顺的方式死去。

坦白说，一开始的时候，面对焦急的家属，我还会紧张，会内疚，但是时间一久，就只剩下了麻木。

任何事情都有风险，是他们自己要卖器官挣钱的，最后出了人命，也是咎由自取。

退一万步讲，他们挣一辈子的钱，可能都没有卖的多，一条命，换全家人的温饱，难道不值得吗？

我不再去谈论理想、抱负，从我第一次走进局长办公室，把伪造的报告交给他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注定不复存在了。

好几个深夜，我独自一人躺在空空荡荡的床上辗转反侧，却陡然觉得旁边有人。

“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望着我，眼里充满着质问和失望，声音如深谷般绝望。

我睁眼，那是年少的我。

老来多惊梦，似有献刀人。

人一旦陷入深渊，就要靠毕生来赎罪。

......

命运似乎总是难以捉摸，我再一次见到了他。

那个被我救下的小混混，此时穿着一身板正的警服，昂首挺胸地站在我面前。

“师傅，”他的声音怯生生的，却压制不住的兴奋：“我当警察了！”

我闷闷地答应了一声，却不知道怎么面对他。

物是人非，我已经不是当年意气风发的我了。

我现在是一个卑鄙无耻的人了。

但是他并不知道，他依然无条件地信任我。

他跟着我做事，有时候被欺负了，我会替他说两句话，每每这时，他就会对我露出感激的神情。

但我还是在6·17走私案的抓捕现场拿走了他的枪，事后，我装作没有怪他，还帮他求了情。

我别无选择，多年穿梭在灰色地带的恐惧让我不得不寻求自保的方法，而他只是恰好成为了那个倒霉的替罪鬼。

那天晚上，他在我办公室，跪了下来。

他声泪俱下地告诉我，当时在械斗现场，是我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也是我，在今天，再一次拯救了他。

他说，他欠我一条命。

“是么？”我装作释然地笑了笑，把他扶了起来。

“你是一名警察，怎么能轻易下跪？”

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一天，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已经不再年轻，我需要一个能死心塌地跟随着我的人，一个能为我所用的人。

就像当时的我对于老局长一样。

没有人比他更合适。

.......

2023年，我42岁。

那天，我接到了丘远医院院长郑远的电话：

“赵队长，您儿子可能找到了！”

我匆匆放下电话，就驱车去了丘远医院。

离婚以后，前妻带着孩子，断绝了一切联系方式，她似乎想和我彻底划清界限。

我不敢想象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要怎么生活下去，我曾试着用警局的系统找他们的踪迹，可杳无音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