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默请芈琬吃饭。不是在公司食堂，是在国贸一家很高的餐厅，落地窗能看到整个北京城的夜景。

芈琬从来没有来过这么高的地方。从窗边往下看，人和车都变得很小，像蚂蚁一样。灯火连成一片，分不清哪里是东城，哪里是西城。北京太大了，大到让人觉得自己很渺小。

沈默坐在对面，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毛衣，没有穿西装外套。他看起来比在公司放松很多。头发没有打发胶，软塌塌地垂在额前，像换了个人。

“芈琬，我想请你回来。”沈默开门见山。

“回深潜？”

“不是回深潜。是回来做一件事。我想做一个‘中国故事’计划——采访一百个普通人，写他们的故事。不是商业项目，不是品牌宣传，就是记录。你来做主编。”

芈琬放下筷子。

“多少钱？”

“没钱。或者这么说——有钱，但钱不是给你的。是给那些被采访的人的。你的报酬是，你写的东西，会有人看。”

芈琬看着窗外的北京城。

万家灯火，每一盏灯下面都有一个故事。有些人正在吃饭，有些人正在吵架，有些人正在等一个人回家。这些故事没有人写，没有人记，没有人知道。

“我考虑一下。”

“考虑多久？”

“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芈琬给沈默发了一条消息：“我干。”

沈默秒回：“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为什么？”

“因为你是一个需要‘被需要’的人。钱不是你想要的，有人看你的文字才是。”

芈琬看着这行字，想了想。沈默说得对。她从来没有想过“赚多少钱”，她只想过“写出来的东西有没有人看”。

从二十岁在省报实习，到四十岁写这本书，她一直是这样。不是为了钱。是为了被看见。

“中国故事”计划的第一期，芈琬选了三个采访对象：一个送外卖的单亲妈妈，一个在地铁里拉二胡的盲人老头，一个在养老院住了十年、从没人来看望的老太太。

她给宋源打电话，说了这件事。

宋源听完，沉默了几秒。

“芈琬，你知道吗，你以前写别人的故事，是因为你想改变世界。现在你写别人的故事，是因为你想让世界记住他们。”

“有什么区别？”

“以前你是记者。现在你是记录者。”

芈琬握着手机，没有说话。

她想起二十年前，老赵说：“小芈，做记者最重要的是两样东西——好奇心和承受力。”

二十年后，她还有好奇心，还有承受力。但她多了一样东西——温柔。

不是对世界的温柔，是对人的温柔。对那个送外卖的单亲妈妈，对那个拉二胡的盲人老头，对那个没人来看望的老太太。对他们说：我看到了你。你不是一个人。

第一个采访对象，送外卖的单亲妈妈，叫王秀兰。三十五岁，丈夫三年前出车祸走了，留下一个八岁的女儿。她白天送外卖，晚上在烧烤店打工，凌晨回家。一天睡四个小时。

芈琬约她在咖啡馆见面。王秀兰穿着外卖骑手的制服，进门的时候看了一眼价格单，皱了皱眉。

“一杯美式多少钱？”

“我请你。你想喝什么？”

“不用了。我不喝咖啡。喝水就行。”

芈琬给她倒了一杯水。王秀兰双手捧着杯子，低着头，不说话。她的手很粗糙，指甲缝里有黑泥，指关节粗大。这是长年累月骑电动车、搬货箱留下的痕迹。

“你每天几点起床？”芈琬问。

“五点半。”

“几点睡？”

“凌晨一点多。”

“一天睡四个小时？”

“差不多。”

“不困吗？”

“困。但习惯了。”

芈琬在采访本上写下：她不是不困，是不能困。她倒下了，女儿怎么办？

这句话她见过很多人说过，但从王秀兰嘴里说出来，不一样。因为她没时间喊累。喊累的功夫，可以多送一单。

“你女儿知道你每天这么累吗？”

“知道。她每天等我回家才睡。有时候我凌晨两点到家，她还在等我。我说‘你先睡’，她说‘我等妈妈’。”

王秀兰说这话的时候，眼泪掉下来了。但她没擦，让眼泪流着。

眼泪顺着脸颊流到下巴，滴在桌子上。

“芈琬老师，你说我这样值吗？”

芈琬看着她。“你女儿等你回家的时候，你觉得值吗？”

“值。”

“那就值。”

王秀兰擦了眼泪。

“芈琬老师，我以前从来不敢跟别人说这些。怕被人可怜。”

“我不可怜你。”

“那你为什么听我说？”

“因为我想听。你的故事，值得被记住。”

王秀兰看着她，沉默了很久。

“芈琬老师，谢谢你。”

“不客气。谢谢你让我听。”

采访结束，芈琬送王秀兰出门。王秀兰骑上电动车，回头看了芈琬一眼。

“芈琬老师，我女儿也画画。”

“画什么？”

“画我。画我在做饭，在送外卖，在陪她写作业。她说她以后也要当记者，像你一样。”

芈琬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