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底，苏清鸢和陆时衍飞了伦敦。伦敦的冬天和帝都一样冷，但没有雪，只有雨。细细密密的，像雾一样，把整个城市笼罩在一层灰色的薄纱里。泰特现代美术馆在泰晤士河南岸，建筑是一座旧的发电厂改造的，高耸的烟囱在雨雾中若隐若现。

苏清鸢站在美术馆门口，仰着头，看着那根烟囱，看了很久。“你在看什么？”陆时衍问。

“看它怎么从发电厂变成美术馆。旧的建筑，新的功能。还活着，没有拆掉。”

“就像你的社区。”

苏清鸢偏头看着他。“嗯。就像我的社区。旧的厂房，新的家。还活着，没有拆掉。”

两个人走进去。展厅在四楼，是一个很大的空间，高高的天花板，混凝土地面，巨大的窗户对着泰晤士河。苏清鸢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河。河水是灰蓝色的，在雨雾中缓缓流淌。河上有船，船上有灯，灯在水面上拉出长长的倒影。

“这个空间，比MoMA的大。”陆时衍站在她身后。

“嗯。但MoMA的安静，这里开阔。不同的空间，不同的对话。”

“你准备好了吗？”

苏清鸢想了想。“准备好了。画准备好了，我也准备好了。”

展览的布展用了三天。“寻光”系列的十张画挂在了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墙上，手、眼睛、背影、孩子、灯塔、老人、奔跑的孩子、飞翔的鸟、破土而出的芽、微笑的婴儿。十张画，十种光，在泰晤士河畔，在这个从发电厂变成美术馆的空间里，静静地发着光。

布展结束的那天晚上，苏清鸢一个人留在展厅里。人群散了，灯暗了，只剩下墙上的十张画，和从窗户透进来的伦敦的夜色。她站在“微笑的婴儿”前面，看着那个闭着眼睛、嘴角弯弯的婴儿。婴儿在笑，不知道在笑什么，但笑得很好看。她想起自己画这张画的时候，是在帝都的冬天，窗外下着雪。她画了很久，画到天亮。画完之后，她哭了。不是难过的哭，是感动的哭。感动于生命的最初，人还不会看、不会听、不会走的时候，就会笑了。那笑不需要理由，不需要回报，不需要任何人的认可。它就在那里，从生命开始的地方。

“苏清鸢。”

她转过身。陆时衍站在展厅门口，手里拿着一束白色的洋甘菊，和一杯热牛奶。

“你怎么来了？”

“想你了。”

苏清鸢笑了。她走过去，接过花和牛奶，喝了一口牛奶。“展览很好。”

“嗯。”

“画也很好。”

“嗯。”

“你只会说‘嗯’吗？”

陆时衍想了想。“还会说‘你很好’。”

苏清鸢的眼眶红了。她踮起脚尖，在他的嘴唇上亲了一下。“你也很好。”

两个人站在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展厅里，在“寻光”系列的十张画前，在泰晤士河的夜色中，拥抱着。

二月初，展览开幕了。来了很多人，有伦敦的艺术家，有收藏家，有记者，有从巴黎、柏林、米兰专程飞来的观众。苏清鸢站在展厅里，看着这些人，看着他们站在她的画前，有人哭了，有人笑了，有人站了很久。她想起自己在帝都城北那个出租屋里画这些画的时候，不知道它们会走这么远。远到伦敦，远到泰晤士河边，远到很多人心里。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走过来，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她站在“老人”那幅画前，看了很久，然后转过身，看着苏清鸢。

“这幅画，画的是我。”

苏清鸢看着她。“您怎么知道？”

“因为我也坐在窗前，看海。海很大，我老了，走不动了。但我可以看到海。看到海，就觉得还在走。”

苏清鸢的眼泪掉了下来。老太太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很瘦，骨节分明，但很有力。

“谢谢你，孩子。谢谢你画了我。”

苏清鸢握着她的手，说不出话。老太太松开手，拄着拐杖，慢慢地走了。苏清鸢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想起自己在帝都城北那个出租屋里画“老人”的时候，想的不是某一个老人，是所有老人。所有坐在窗前看海的，走不动的，但心还在走的人。他们不是她画的，是他们自己走到了她的画里。

展览在伦敦持续了一个月。苏清鸢和陆时衍在伦敦待了一周，然后回了帝都。回来的时候，帝都正在下雨。苏清鸢拖着行李箱走出到达大厅，没有看到陆时衍站在出口处。她笑了，打车回了云玺。

电梯到顶楼，门打开。她走到家门口，按了门铃。门开了，陆时衍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束白色的洋甘菊，和一杯热牛奶。

“你怎么比我还快？”苏清鸢笑了。

“我飞得比你快。”

苏清鸢接过花和牛奶，喝了一口牛奶。“以后不要飞这么快。危险。”

“想早点见到你。”

苏清鸢的眼眶红了。她伸出手，拉住了他的衣角。“那也不要飞太快。安全第一。”

“好。”

两个人进了门。苏清鸢换了鞋，走进书房，站在窗前。银杏树开始冒芽了，嫩绿色的，很小很小，但已经在枝头了。春天要来了。

“陆时衍。”

“嗯。”

“春天来了。”

“嗯。”

“我们种树吧。”

“种什么树？”

苏清鸢想了想。“种一棵桃树。会开花的。”

“种在哪里？”

“种在银杏树旁边。一棵变黄，一棵开花。秋天看黄的，春天看粉的。”

陆时衍看着她，嘴角慢慢弯了起来。“好。种桃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