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中旬,李砚被派去参与一个IPO项目。发行人是临江本地的一家新能源企业,准备在A股上市。李砚作为投行团队的分析师,负责财务尽调和估值支持。
项目协调会定在周四下午,在发行人的会议室。
李砚提前到了。她穿着一身深灰色的西装,头发盘得很紧,手里拎着笔记本电脑和一沓打印好的材料。她坐在会议室里,打开电脑,把PPT投到屏幕上,最后检查了一遍。
会议室的门开了,有人走进来。
李砚抬头,愣了一下。
谭昭宁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西装外套,里面是黑色高领毛衣,下身是一条同色系的西裤,脚上还是那双马丁靴。她手里抱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肩膀上挎着一个黑色的电脑包。她的头发扎成了低马尾,露出耳朵和那根红色的编绳。
她瘦了。下巴尖了一点,颧骨的线条更明显了。但那双眼睛还是亮的,亮到李砚一眼就认出来了。
谭昭宁也看到了她。
两个人在会议室里对视了一秒。
“你好。”谭昭宁先开口,语气是职业的、客气的,“我是安信华明审计团队的谭昭宁。”
“你好。”李砚站起来,伸出手,“华章证券,李砚。”
两只手握在一起。
手心的温度是一样的——都是凉的,大概是因为会议室的空调开得太低了。
“好久不见。”谭昭宁松开手,坐到了会议桌的另一边。
“好久不见。”李砚也坐下来,把目光移回到电脑屏幕上。
但她的心跳很快。
快到她不得不在桌子底下攥紧了拳头。
项目协调会持续了两个小时。发行人、券商、审计、律师,各方代表坐满了会议室。讨论的内容很琐碎——时间表、分工、各方需要提供的资料、信息披露的要求。
李砚全程很少说话,该发言的时候发言,不该发言的时候记录。她的笔记本上写满了字,工整得像印刷体。
谭昭宁也差不多。她作为审计团队的现场负责人之一,负责汇报审计进度。她的发言条理清晰,语气专业,没有任何多余的废话。
散会的时候,大家收拾东西准备走。
李砚故意磨蹭了一会儿,等大部分人走了,才站起来。
谭昭宁也还没走。她在整理文件,把一份份底稿塞进文件夹里。
“你瘦了。”李砚说。
谭昭宁抬头看她:“你也瘦了。”
“投行的工作强度,你知道的。”
“审计也是。”谭昭宁把文件夹塞进包里,“我上个月连续加了二十天班,每天到凌晨。”
“身体还好吗?”
“还好。”谭昭宁背上包,“你呢?”
“还好。”
两个人站在那里,隔着一张会议桌,看着对方。
会议室里的空调嗡嗡地响,头顶的日光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地板上,交叠在一起。
“李砚。”谭昭宁叫她。
“嗯。”
“你在华章,还好吗?”
“还好。”李砚说,“林总人不错,教了我很多东西。”
“那就好。”谭昭宁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淡,不像以前那样张扬,“我也是。我那个项目组的经理很凶,但专业很强,我从她那里学了很多。”
李砚看着她,想说什么,但没说出口。
想说“我想你了”。想说“毕业这两个月,我每天都在想你”。想说“我每天晚上下班,都会翻你的朋友圈,看你有没有更新”。
但她没说。
她只是点了点头。
“那……下次见?”谭昭宁说。
“下次见。”
谭昭宁转身走了。
高跟鞋踩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音。一声,两声,三声,越来越远。
李砚站在会议室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站了很久。
她想起大一那年,在酒吧里第一次见到谭昭宁——她在台上唱歌,眼睛看着角落里那个喝威士忌的人。
那时候的谭昭宁,笑得很张扬,像一团火。
现在的谭昭宁,笑容收敛了很多,像一团被风吹过的火——没有灭,但不再肆意燃烧。
她想,审计大概是一份让人成熟的工作。
投行也是。
成熟的意思,就是不再轻易把情绪写在脸上。
她背上电脑,走出会议室。
走廊里没有人。她走到电梯口,等电梯。电梯门打开的时候,她看到了谭昭宁——她靠在电梯的内壁上,低着头看手机。
谭昭宁抬头,看到李砚,愣了一下。
两个人一起走进电梯。
电梯门关上。
空间很小,小到能闻到对方身上的味道。谭昭宁闻到了李砚的洗衣液——还是那个牌子,淡淡的,像雨后的青草。李砚闻到了谭昭宁的咖啡味——很浓,大概是刚喝过。
“你几楼?”谭昭宁问。
“一楼。”
“我也是。”
电梯往下走。
数字跳动:5,4,3,2,1。
“李砚。”
“嗯。”
“晚上有空吗?”
李砚转头看她。
谭昭宁没有看她,盯着电梯门上自己的影子。
“一起吃个饭?”她的声音很轻,“好久没见了。”
电梯到了。
门开了。
李砚走出去,站在电梯口,等谭昭宁出来。
“好。”她说。
谭昭宁走出电梯,嘴角弯了一下。
那个弧度很小,但李砚看到了。
和大学时一样。右侧脸颊陷下去一个小坑,像有人用手指轻轻按了一下。
她们并肩走出大楼。
外面天已经黑了,金融城的灯火亮成一片。风很大,吹得谭昭宁的头发飘起来。她伸手把头发别到耳后,露出那颗锁骨痣。
李砚的目光在那颗痣上停了一下。
“想吃什么?”谭昭宁问。
“都行。”
“你又来了。每次说都行,最后都不行。”
“这次真的都行。”
谭昭宁想了想:“附近有一家日料,还不错。我吃过两次。”
“那就日料。”
两个人往日料店走。
金融城的街道很宽,人行道上铺着地砖,缝隙里嵌着灯带,踩上去会发光。路过的人行色匆匆,西装革履,手里拿着咖啡或者文件,和她们一样——都是在这座城市里努力活着的人。
“你说,我们以后会不会经常在项目上碰到?”谭昭宁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