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结果当天就出来了。

陈医生把沈夜澜叫到办公室，关上了门。“你是他什么人？”她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摞检查报告，表情比上午更严肃了。“爱人。”沈夜澜说。陈医生的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瞬，没有多问。她把检查报告翻到第一页，指着上面的一组数据，开始解释。她说了一些医学术语，沈夜澜大部分都没听懂，但他听懂了最关键的一句——“他的心脏已经到了必须手术的程度，不能再拖了。如果再拖下去，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心衰，甚至猝死。”

沈夜澜的手指在膝盖上猛地收紧了。“手术的成功率是多少？”

陈医生沉默了片刻。“这种手术在江城做过的不多，成功率大概在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如果请省城的专家来做，成功率可以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但费用会高很多，而且需要等专家排期，至少要等一个月。”她停顿了一下，看着沈夜澜。“他可以等一个月吗？”

“可以。但在这一个月里，他必须住院。不能劳累，不能情绪激动，不能感冒发烧，不能有任何感染。他的心脏现在就像一个快要散架的房子，我们不能保证它能再撑一年、两年、十年，但我们要保证它在这一个月里不塌。”

沈夜澜从椅子上站起来。“请省城的专家。不管多少钱。”他走到门口，停下来，没有转身。“陈医生，如果他出了任何意外——”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像从喉咙里挤出来的。

“不会的。”陈医生打断了他，“我们不会让他出意外。你也不要想那些有的没的。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照顾好他，让他在这一个月里保持最好的状态，把身体调整到最适合手术的状态。其他的事，交给我们。”

沈夜澜在门口站了几秒钟，点了下头，推门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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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柏舟住进了心内科的病房，三人间，靠窗的位置。房间不大，三张病床用白色的布帘隔开，每张床旁边有一个床头柜和一把折叠椅。窗户很大，能看见楼下的建设路和远处灰蓝色的长江。窗台上放着一盆绿萝，叶子绿油油的，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光。

沈夜澜把从家里带来的东西从布袋子里拿出来——保温瓶、搪瓷杯、拖鞋、毛巾、牙刷、牙膏、那盏绿色的台灯。他把台灯放在床头柜上，插上电，打开。绿色的光照亮了床头柜上那一小片区域，把白色的床单染成了淡绿色，像春天刚长出来的草叶。

林柏舟靠在床上，看着他一样一样地摆放那些东西，嘴角慢慢弯了起来。“你把我整个家都搬来了。”他说。沈夜澜把保温瓶放在台灯旁边，直起身，看着他。“家不在这里。家在梧桐巷。你做完手术，我们就回去。”

林柏舟的眼眶红了一下，但没有让眼泪掉下来。他伸出手，握住了沈夜澜的手。“沈夜澜，如果我下不了手术台——”

“你下得来。”沈夜澜打断了他，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用钉子钉进木头的，钉得很深很牢，不会再松动，不会再脱落，不会再被任何外力拔出来。

“我是说如果——”

“没有如果。”

林柏舟看着他，看着他那副“我不接受任何反驳”的、倔强的、不讲道理的、让人又想哭又想笑的表情，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了下来。不是嚎啕大哭，不是无声饮泣，只是两行眼泪无声地从眼眶里滑出来，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在白色的床单上。

沈夜澜伸出手，用拇指擦掉了他脸上的泪痕。他的手很粗糙，指腹有薄薄的茧，划过林柏舟湿润的、柔软的、微微发烫的脸颊。“林柏舟，你听我说。你不是一个人了。你有我。你下不来，我上去找你。你去哪儿，我去哪儿。你不要想甩掉我。”

林柏舟的眼泪流得更凶了。他用力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那口气压在肺里、压在胸口、压在心脏最深处。心脏在胸腔里跳动着，有些乱，有些快，有些无力，但它还在跳。它在这一刻跳得比平时更用力一些，像是在说——我还活着。我不会让你一个人。

他笑了。那个笑容里有泪水，有释然，有一个人把命交到另一个人手里时才会有的那种复杂的、让人鼻子发酸的、不知道是想哭还是想笑的表情。他把沈夜澜的手握紧了一些，紧到指节发白，紧到两个人的手心里都渗出了细细的汗。

“好，”他说，“我不甩掉你。”

窗外的天快黑了，建设路上的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两个人交握的手上，落在床头柜上那盏绿色的台灯上，落在窗台上那盆绿萝绿油油的叶子上。病房里很安静，走廊里有护士推着小车走过的声音，轮子碾过地面咕噜咕噜地响，像一个很小的、看不见的、不停转动的轮子。远处有人在说话，声音不大，断断续续的，像收音机信号不好时传出的、模糊的、不完整的句子。

沈夜澜坐在床边，握着林柏舟的手，看着窗外一点一点暗下来的天空。云层很厚，没有星星，也看不到月亮。但他知道，它们在那里。在云层的后面，亮着，等着，等云散开的那一天，等天晴的那一天，等林柏舟做完手术、拆了线、出了院、回到梧桐巷的那一天。

那一天会来的。他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