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夜澜看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侧过身，让开了门口。陈怀瑾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走过他面前，走出了32号的门。夜风吹过来，吹得他花白的头发在路灯下微微飘动，像是一面白色的、小小的、不肯倒下的旗帜。

沈夜澜跟在他后面，关上了32号的门。

他走了两步，忽然停下来，回过头。

33号书店的门开着，林柏舟站在门口，手里拎着那盏绿色的台灯——他把台灯的线拔了，拎在手里，像是拎着一盏可以提在手上的、小小的、橘黄色的太阳。

“你拿台灯干什么？”沈夜澜问。

“送你们到巷口，”林柏舟说，“巷子太黑了，没有灯，走路不安全。”

他拎着台灯走过来，走在沈夜澜的左边，台灯的光把三个人的影子投在青石板路面上——一个佝偻的、拄着拐杖的，一个年轻的、腰背挺直的，一个纤细的、手里提着一盏灯的。三个影子，高高低低地排列着，像是一首只有三个音符的、简单的、但又好听得让人想哭的曲子。

他们走到巷口的时候，陈怀瑾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林柏舟。

“你是老林的外甥。”他说。不是疑问句。

林柏舟点了点头。

陈怀瑾看了他很久，然后慢慢地、深深地鞠了一躬。

“对不起，”他说，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我对不起你舅舅。我对不起宋怀远。我对不起所有因为我那个电话而死去的人。我这辈子做过很多错事，但那通电话是我最大的错。它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扎了十年，每一天都在往里扎，从来没有停过。”

林柏舟拎着台灯，看着他弯下去的脊背，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在路灯下微微颤动，看着他苍老的、布满皱纹的脸因为弯腰而涨成了暗红色。

“陈部长，”林柏舟说，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我舅舅等了你十年，等你说这句话。他虽然没等到，但我听到了。我会转告他的。”

陈怀瑾直起身，眼泪无声地从他满是皱纹的脸上流了下来。

沈夜澜站在旁边，没有说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不是他自己的，是早上从林柏舟的书桌上顺手拿的，林柏舟的手帕总是洗得很干净，叠得很整齐，带着洗衣皂淡淡的清香。他把手帕递给了陈怀瑾。

陈怀瑾接过手帕，擦了擦眼睛，把手帕叠好，没有还给沈夜澜，而是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走吧，”他说，“再不走，我怕我没有勇气走下去了。”

沈夜澜看了林柏舟一眼。

林柏舟站在巷口的路灯下，拎着那盏绿色的台灯，灯光从他手里往上照，照亮了他的下巴、他的嘴唇、他的鼻梁、他的眼睛。他的眼睛里有光——不是灯光，是那种看着一个人离开、知道他会回来、所以安安静静地等着的光。

“早点回来。”林柏舟说。

沈夜澜点了下头，转身和陈怀瑾一起消失在了建设路的夜色里。

林柏舟站在巷口，拎着台灯，看着他们的背影一点一点地变小，变小，最后融进了远处路灯的光晕里。他没有走，他站在原地，台灯的光在他脚下画了一个小小的、橘黄色的圆圈，像是一座孤岛，像是一座灯塔，像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含义的坐标。

风从巷子里吹过来，吹得他眯起了眼睛。他低下头，看着地面上自己一个人的影子，影子被台灯的光拉得又长又瘦，像一根孤零零的、立在地上的木桩。

但他没有觉得孤单。

因为他知道，有一个人会回来的。有一个人从第一天晚上就说过“不嫌弃”，有一个人会在凌晨的车站等他，有一个人会把他从椅子上抱下来，有一个人会握住他的手，有一个人会在他害怕的时候说“深呼吸”，有一个人会用余生去填补他生命里那些被病痛和孤独挖出来的、深深浅浅的坑洞。

那个人在建设路的夜色里走着，带着一个等了十年的老人，去一个应该去的地方，做一件应该做的事。

而他在这里，拎着一盏灯，等他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