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柏舟把招财从膝盖上轻轻抱起来，放在旁边的椅子上，站起身走到书架最里面。他踮起脚尖，从最高一层书架的最深处摸出一个铁盒子。铁盒子是旧的饼干盒，上面印着已经褪色的牡丹花图案，盖子有点变形，打开的时候发出一声低沉的金属摩擦声。

他从里面拿出一样东西，放在桌上。

那是一颗子弹。

沈夜澜的目光落在那个小小的、黄铜色的物体上，瞳孔微微缩紧。

7.62毫米手枪弹。军用制式。

他伸手拿起那颗子弹，在手里翻转了一下。弹壳底部没有击发过的痕迹，是一颗没有使用过的新子弹。但弹壳表面有一层淡淡的氧化层，不是新的，至少在空气中暴露了五年以上。

“这是在撬锁现场找到的？”他问。

“对，”林柏舟说，“放在书桌上，最中间的位置，一眼就能看见。不是不小心落下的，是故意留下的。”

沈夜澜把子弹放在油灯旁边，黄铜的表面在灯光下反射出冷冽的光。

“这是一个警告，”他说，“而且是一个很明确的警告——我有枪，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在查什么，你最好闭嘴。”

“我当时才二十岁，”林柏舟说，声音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我没有报警，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我不知道该相信谁。撬锁的人能精准地找到笔记本、只撕掉那几页、留下一颗子弹作为警告——这说明他非常清楚我在查什么，也非常清楚我的舅舅在查什么。这样的人，很可能就在警察系统里。”

沈夜澜没有说话。

他想起了韩世安说的话——“当年的刑侦科长孙建国亲自贴的封条”，以及“上面有人让结案”。

他想起了笔记本里提到的“姓陆的文化局副局长”。

他想起了那颗在现场留下足迹的“另一个人”。

而现在，他面前又多了一颗子弹。

这颗子弹像是一只从黑暗中伸出来的手，无声地、冰冷地搭在了他的肩膀上，告诉他：这条路，有人不想让你走下去。

但他从来不是那种会因为警告而停下脚步的人。

“这颗子弹我带走，”沈夜澜把子弹装进上衣口袋里，和那张纸条放在一起，“连同画册和笔记本。我需要找人看看这颗子弹的来源。”

林柏舟看着他，嘴唇动了一下，像是在犹豫该不该说下一句话。

最后他还是说了。

“沈夜澜，”这是他第一次连名带姓地叫他，声音比平时低了一些，像是夜色本身在说话，“你拿到这些之后，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的前任——住在32号的前一个人——是谁？他为什么搬走了？又或者……他为什么没有留下来？”

沈夜澜的手指微微一顿。

他确实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他来梧桐巷之前，老周只说是“姨父家的空房”，十几年没人住了。但他没有问过，十几年前住在这里的人是谁，去了哪里。

“32号在1975年之前，住的是一个姓吴的记者，”林柏舟说，声音越来越低，“《江城日报》的记者。1975年秋天，宋怀远失踪后不久，他开始在巷子里打听这件事，问了很多问题，记了很多笔记。1975年12月，他搬走了。不，不是搬走——是消失了。和宋怀远一样，从梧桐巷走出去，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呢？”

“后来有人说他调去了外地，有人说他回老家了，也有人说……”林柏舟停了一下，看着沈夜澜的眼睛，“也有人说他死在了一场‘意外’里。1976年春天，一辆卡车在建设路的十字路口闯了红灯，把他骑的自行车撞出去十几米。肇事司机是酒驾，判了三年。没有人把这件事和宋怀远的案子联系在一起。除了我舅舅。”

“你舅舅觉得不是意外。”

“他觉得不是。那个记者出事的前一天，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老林，我找到了一条大鱼，明天见面跟你细说’。第二天，他就死了。”

书店里的空气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了，变得又沉又稠。

沈夜澜闭上了眼睛。

他在脑子里把所有信息重新排列了一遍。1975年10月宋怀远失踪——随后记者开始调查——同年12月记者消失——1976年3月案子结案——1976年春记者死于“意外”——1983年林柏舟舅舅的笔记本被翻动、关键页被撕掉——1983年冬舅舅去世——1985年秋，沈夜澜搬进32号。

梧桐巷32号，像是一个被诅咒的地址。每一个住进去并试图接近真相的人，要么消失，要么死亡。

而他，是第四个。

他睁开眼睛，看见林柏舟正看着他。那双安静的、好看的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情绪——不是恐惧，不是担忧，是一种沉甸甸的、带着凉意的东西。

是心疼。

“你现在还来得及，”林柏舟说，声音很轻很轻，“把这些东西还给我，忘掉今天下午你看到的所有东西，安安稳稳地做你的警察，办你的小案子，一年以后调回省厅，什么事情都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