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边的路比我想象的要长。不是距离的长，是时间的长。走了很久，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雪还是那个雪。白茫茫的，一眼望不到头。太阳挂在头顶，一动不动，像是被人钉在了天上。

虎崽从肩上探出脑袋，眯着眼睛看了看太阳。“姨姨，我们走了多久了？”

“不知道。”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知道那么多干什么？知道了又不能飞。”

虎崽想了想，觉得这个答案很有道理，把下巴搁在我头上，继续打盹。

我继续走。雪地咯吱咯吱地响，像在跟我说话。一开始觉得有趣，走着走着，就觉得烦了。但烦也得走。白泽说东边有我想知道的事，说那里有一个人知道更多。我不认识那个人，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不知道他为什么知道我。但白泽说他存在，那就存在。

“统哥，东边到底有什么？”

“检测中……检测完毕。东边约三十里处有一座小镇。镇上有灵力波动，但很微弱，无法确认来源。”

“微弱是多微弱？”

“比路边的野草还微弱。”

“……那能是什么？一只开了灵智的蚂蚱？”

“不排除这种可能。”

我叹了口气。系统就是这点不好——该知道的时候不知道，不该知道的时候装知道。它要是个人，我早把它从脑子里拽出来打一顿了。可惜它是个系统，打不着。

又走了大约一个时辰，前面出现了一条河。河不宽，但水流很急，河面上没有桥，只有一排露出水面的石头。石头上结着冰，滑溜溜的。我站在河边，看着那些石头，想起白泽过河的样子。他走得很稳，一步一个，衣袍在风中飘动，像一只白色的大鸟。

我踩上第一块石头。

石头很滑。我差点摔倒，手忙脚乱地保持平衡。虎崽在我肩上吓得抓紧了我的头发。

“姨姨！小心！”

“闭嘴！我在小心！”

第二块石头。第三块。第四块。我走得歪歪扭扭，像一只喝醉了的企鹅。过了河，回头看，雪地上两行脚印——我的，和白泽的。白泽的脚印间距均匀，深浅一致，整整齐齐。我的脚印歪歪扭扭，大大小小，像是两个人走的。

“姨姨，你的脚印好丑。”

“那是艺术。”

“艺术不丑。”

“艺术也不好看。”

“那艺术是什么？”

“艺术就是——”我想了半天，没想出来。“算了，你当我没说。”

过了河，是一片枯树林。树不高，但很密，枝干光秃秃的，伸向天空，像无数只手在求救。雪积在树枝上，白茫茫的，像盖了一层厚棉被。风一吹，雪从树枝上簌簌地往下掉，落在地上，落在我的肩上，落在虎崽的鼻头上。虎崽打了个喷嚏，整只老虎抖了三抖。

“姨姨，这里好安静。”

“嗯。”

“没有人，没有鸟，没有虫子。什么都没有。”

“有雪。”

“雪不算。”

“雪怎么不算？”

“雪会化。化了就没了。”

我看着树枝上的雪，一片一片的，白白的，软软的。阳光照在上面，闪着细碎的光。确实好看。但确实会化。化了就变成水，水要么流走，要么蒸发，要么结冰。反正不是雪了。

“姨姨，你在想什么？”

“在想雪化了之后去哪里。”

“去哪里？”

“不知道。”我说，“但肯定去了什么地方。”

虎崽没听懂，把脸埋进我的头发里。

我继续走。

枯树林不大，走了不到半个时辰就穿过去了。眼前豁然开朗——是一片田野。雪覆盖着田地，平平整整的，像一块巨大的白布。远处有炊烟升起，一圈一圈的，在风中慢慢散开。那是有人在生火做饭。

“姨姨，有人！”

“嗯。”

“我们去看看！”

“急什么？又不是没见过人。”

“我饿了。”

“你刚才不是吃过肉干了吗？”

“肉干不顶饿。”

“那什么顶饿？”

“烧鸡。”

“你想得美。”

虎崽“哼”了一声，把脸埋回去。

我朝炊烟的方向走去。走近了，看到一个小镇。不大，只有一条街，从东头走到西头用不了半炷香的功夫。街两边的房子是木头的，有的新，有的旧，有的刷了红漆，有的什么都没刷，木头都发黑了。雪积在屋顶上，厚厚的一层，屋檐下挂着冰凌，长长的，尖尖的，在阳光下闪着光。

街上人不多。一个卖糖葫芦的老头推着车，慢慢地走。一个妇人抱着孩子，站在门口跟邻居说话。几个小孩在雪地里追来追去，扔雪球，嘻嘻哈哈的。

我在街边看到一个茶摊。不大，只有三张桌子，几条长凳。炉子上坐着一把大茶壶，壶嘴冒着白气，咕嘟咕嘟的。茶摊后面坐着一个老头，穿着灰色的棉袄，戴着黑色的毡帽，手里拿着一把蒲扇，在扇火。蒲扇很旧，边角都磨毛了，扇起来“呼啦呼啦”地响。

“老人家，来壶茶。”我在一张空桌前坐下来。

老头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他的脸很瘦，颧骨高高的，眼窝深深的，皮肤黑黑的，像是被太阳晒了很多年。眼睛不大，但很亮，像两颗黑葡萄。他看着我，目光从我的头骨看到脚骨，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不像打量，像在看——什么有趣的东西。

“你不是人。”他说。

“我是骷髅。”

“骷髅也是人变的。”

“那您也是人变的？”

老头笑了。那笑容很淡，像冬天的阳光。“我不是人。”

“那您是什么？”

老头没有回答。他从炉子上提起茶壶，走过来，给我倒了一杯茶。茶水是深褐色的，冒着热气，茶叶在杯底打着转。

“喝。”他把茶杯推到我面前。

我端起来喝了一口。茶很苦。不是那种苦尽甘来的苦，是单纯的、直接的、毫不掩饰的苦。苦得我舌头都麻了。

“好喝吗？”老头问。

“……不好喝。”

老头又笑了。“不好喝还喝？”

“您倒的。”

老头在对面坐下来，把蒲扇放在桌上。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风从街那头吹过来，卷着雪花，在茶摊前面打了个旋。

“你从哪儿来？”他问。

“白虎岭。”

“白虎岭。”他念了一遍，点了点头，“那座山不错。”

“您去过？”

“年轻的时候去过。”

“您年轻的时候？”

“很久以前。”

“您到底多大？”

老头想了想。“记不清了。”

“记不清了？”

“活了太久，就记不清了。”

我看着他那张被太阳晒黑的脸，那双不大但很亮的眼睛，那把破旧的蒲扇，那把咕嘟咕嘟冒热气的大茶壶。这个人——不对，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说他活了太久。多久？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

“您认识白泽吗？”我问。

老头的眉毛动了一下。很轻，轻到几乎看不出来。

“那只神兽，”他说，“还活着？”

“活着。我刚见过他。”

“他跟你说了什么？”

“他说东边有我想知道的事。说这里有一个人，知道更多。”

老头沉默了一会儿。他拿起蒲扇，慢慢地扇了两下。“呼啦呼啦”，声音在安静的街上格外清晰。

“你想知道什么？”

我想了想。“我是谁？”

“你是白妍。”

“我是白妍。但我是从哪里来的？”

老头没有回答。他站起来，走到炉子边，又提起茶壶，给我倒了一杯茶。茶水还是深褐色的，还是冒着热气，还是苦的。

“你来的地方，很远。”他说。

“有多远？”

“远到——”他想了想，“远到不该出现在这里。”

我的心跳了一下。他知道。他知道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您怎么知道的？”

“活得久了，什么都见过。”老头坐回去，把蒲扇放在桌上，“见过从东边来的，从西边来的，从南边来的，从北边来的。没见过从那个地方来的。”

“哪个地方？”

老头没有回答。他看着街上的行人，看着那个卖糖葫芦的老头推着车慢慢走过，看着那几个小孩在雪地里追来追去。他的表情很平静，像是在看一幅画。

“你回来之后，还回去吗？”他忽然问。

我愣了一下。“回来之后？从哪里回来？”

“你来的地方。”

“您是说——我能回去？”

老头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他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很苦，但他的表情没有变化，像是喝了一辈子苦茶，已经习惯了。

“能。”他说，“但不是现在。”

“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