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伊第一次和他们开会的时候，把Jotish那份文档和她的补充模块一起投在屏幕上。她从病理生理学基础开始讲，讲完之后问他们有什么问题。Natilim问了临床试验的终点设计，Ale问了医疗数据清洗应该如何处理缺失值。佐伊一一回答，语速比她平时慢，每讲完一个点都会停一下，看一眼他们的笔记本，确认他们跟上了。她想起自己小时候跟着安东尼查房的那段时间，麦克斯会在查完房之后，把她喊回办公室，问她“有什么问题”，然后坐下来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地讲。现在轮到她了。
她深吸了一口气，把翻页笔翻到下一页。
但“不要太快”这件事，对她来说比写代码难多了。
她的大脑是一台并行处理器——看到一个问题，脑子里同时跳出答案的逻辑推导、相关文献的结论、以及这个问题的底层原理和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点。她的语速在她觉得“正常”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普通人语速的一点五倍。她需要刻意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放慢，像她当年在DSMB会议上对着临床专家讲统计分析时一样——不是因为她不懂那些术语，是因为她需要确认对方也懂。
与此同时，Jotish难得有了点导师的样子。
他带的那两个后备人才——一个是从能源板块调来的数据分析师，另一个是运输板块的初级架构师——每周二周四下午被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坐在他对面，把他布置的阅读材料从头到尾汇报一遍。Jotish还是一如既往地不近人情，汇报里任何数据引用不准确都会被当场打断，任何逻辑推断上的跳跃都会被追问到假设源头。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骂完就走。汇报结束之后，他会靠在椅背上，端起那杯永远凉得差不多的咖啡，把刚才讨论的问题拆开揉碎了重新讲一遍——从历史背景讲到技术演变，从理论假设讲到工程实践，语速很慢，像是在讲一个已经在他脑子里编排了很多年、终于找到听众的课程。
有一天下午，佐伊去Jotish办公室送材料，推门的时候听见他正在给两个学生讲Beacon早期数据库架构的设计缺陷。他讲到一半，看见佐伊进来，停了一下，然后用马克笔指了指她。“你们知道她十岁时写的第一个数据库审计脚本吗？那个脚本到现在还在跑。她那时候连SQL的语法都要一边写一边查手册，但设计逻辑比很多现在在业界工作了十几年的DBA都清晰。”
佐伊把材料放在他桌上，面无表情地说了句“那是我九岁写的”，然后转身走了。Jotish对着她的背影端起咖啡喝了一口，对着两个学生说：“看见没有，这种人对自己的要求从九岁起就不正常。你们不用学她——你们应该先学好怎么把需求文档看懂。然后再谈别的。”
两人面面相觑，一个学生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了几笔，另一个低头看了看自己面前那份被Jotish改得密密麻麻的数据库设计方案，默默翻开了下一页。
有一天傍晚，佐伊坐在安东尼办公室的沙发上看文件，那天她盯着屏幕看了很久，久到安东尼交完班推门进来，她还保持着那个姿势，一个字都没敲。
安东尼把白大褂脱下来挂在衣帽架上，从抽屉里拿出自己的杯子，倒了一杯水，然后在她对面的办公桌后面坐下来。他看了她一眼——她的眉头微微皱着，嘴唇抿着，手指悬在手机屏幕上方，像是想打字但不知道该打什么。
这个表情他认识。她从小就是这样——遇到一个她觉得“不应该需要解释”的问题时，会在脑子里把所有可能的解释路径都跑一遍，然后发现每一条路径都建立在太多她认为是“默认已知”的知识基础上，多到她不知道该从哪一层开始讲起。
“怎么了？”他问。
佐伊抬起头。她的表情是一言难尽的——不是生气，也不是烦躁，是那种“我不知道该怎么把这句话翻译成另一个星球的语言”的无奈。“Natilim，就是那个我最近在带的工程师，他问我，为什么高危药剂要单独建库，他认为这增加了系统复杂度和维护成本，他还说药品红绿灯系统为什么不能在权限层面直接分层，一定要物理隔离。他还问我，能不能把高危处方的数据结构优化一下，让它和普通处方共用一个表，加一个字段区分就行。你听听他在说什么，一个字段？一个字段？！”
NHS指定的红绿灯系统，是病房里用来区分不同危险等级药品的视觉标识系统以及存储控制系统。那些高危药品从存储到调配到核对，每一步都必须是物理隔离的，因为人都会犯错——护士会疲惫，药剂师会走神，医生在凌晨四点被叫醒时会把毫克看成微克。权限可以被盗用，软件逻辑可以被绕过，但物理隔离是最后一道防线——一扇需要两个人的手里的两把钥匙才能打开的门，比屏幕上任何一个密码输入框都要可靠。护士不会把肾上腺素和生理盐水放在同一个抽屉里，同理你也不会把高危药剂和普通处方的算法放在同一个数据库里共享。这些知识她已经内化了太久，久到她忘了“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感觉。
安东尼正在喝水，听见这个问题，杯子在嘴边停了一下，然后他慢慢把杯子放下。他没有笑——但嘴角有一个很淡的、被压住了的弧度，“你怎么说的？”
佐伊低下头，手指在手机屏幕上悬了很久。然后她把手机放下，看着安东尼，语气里带着一种她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的、近乎委屈的困惑。“这种……我七岁就知道的常识……我想把他丢给护士长骂三天，他应该就懂了。”
她停了一下，把PICC抱起来，捻了捻猫耳朵。
安东尼把手里的杯子放在桌上。他没有立刻接话，而是靠在椅背上，看着她。
佐伊坐在沙发上，抱着猫，神情里有一种——我需要向他解释整个监管体系才能回答一个关于数据库表结构的问题的——无力感。
“我的意思不是他不能问，”佐伊说，声音比刚才轻了一点，像是在和自己对话，“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能既不说‘你怎么连这都不懂’，又把所有需要讲的东西都讲清楚。这道题的答案太长了，长到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
安东尼靠在椅背上，两手交叉在胸前。“你小时候，大概七八岁，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你问为什么多巴胺和肾上腺素有不同的适用情况。”
佐伊抬起头看着他。
“我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安东尼说，“不是不懂。是这个问题太大了——从药理学机制到临床适应症，从剂量滴定到副作用管理，每一条展开讲都能讲一节课。如果讲得太简略，你会追问；如果讲得太深，你那时候还听不懂。所以我选择了一种最笨的方式——我把课件发给了你，然后把你能问到的老师全介绍给了你。”
“所以你的建议是？”
“发课件。发法规原文。发完整的审计要求文档。让他自己看。”安东尼顿了顿，“他看完了如果还有问题，让他带着具体的问题来问你。那时候你再回答，就不用从零开始。这也是带人。不一定非得是手把手从头教到尾。给他地图，让他自己走。”
佐伊把PICC放在膝盖上，拿起手机，开始打字。她打了很长一段，没有责怪，没有反问，只是把她刚才对安东尼说的那些话——关于高危处方的监管要求、关于物理隔离的审计逻辑、关于“为什么一个字段不够”——一条一条地敲进消息框里。然后她转发了几个链接和电子文档，并且加了一句话：“这些是法规原文的链接，还有一份欧盟监管审计要求摘要，你看完有具体问题再问我。”她把消息发了出去，然后把手机放在茶几上。
“发了？”安东尼问。
“嗯。”
“对他来说，这总比‘丢给护士长骂三天’好。”
佐伊嘴角弯了一下。她把PICC从膝盖上拿起来，放在沙发扶手上，让它的脸正对着安东尼的方向，“多亏Lesong主任教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