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辩在九点半准时开始。
评审委员会的六个人坐在长桌的一侧，PlusCare的团队坐在另一侧。会议室不大，长桌刚好够坐十二个人，白板在墙边，投影幕挂在正前方。窗外的雪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雨夹雪，打在玻璃上，发出细密的、像沙子落在鼓面上的声响。评审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个头发花白的女士——NHS England的医疗器械评审主管，姓哈里森，戴着一副银框眼镜，表情严肃，但嘴角有一个很淡的弧度，不是肌肉在表演微笑，是那种“我会认真听你说”的、带着职业尊重的、微微上扬的弧度。她旁边坐着技术专家、临床专家、数据安全专员、采购官员，还有一个来自NHS Digital的系统架构师。
哈里森把预印本翻到第一页，抬起头，看着PlusCare的团队。“可以开始了。”
莫妮卡站起来，走到投影幕前面。她用五分钟讲了PlusCare的市场定位和临床需求——NHS每年在慢病管理上的支出是多少，其中可预防的急性发作占了多大比例，远程监护在减少再入院率方面的循证依据是什么。她的语速不快，每一个数据来源都在幻灯片上标注了参考文献，每一个结论都附上了证据等级。
她讲完之后，把翻页笔交给佐伊。“接下来由普林斯博士介绍技术和临床部分。”
佐伊站起来，走到投影幕前面。她的手指在翻页笔的按键上轻轻搭了一下，然后抬起头，看着评审委员会的六个人。她的目光在他们脸上各停了一下——不是扫视，是每个人都被她看了一眼，时间不长，但足以让她确认对方此刻的状态。哈里森的嘴角弧度还在，技术专家的身体微微后仰靠在椅背上，临床专家的笔悬在笔记本上方，采购官员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数据安全专员正了正眼镜。她深吸了一口气，开始讲。
她讲了四十分钟。从技术架构到传感器选型，从算法验证到临床数据，从接口兼容性到数据安全标准。她的语速比她博士答辩时慢，但比演练时快了一点——因为在真实的现场，她可以通过观察听众的表情来判断他们是不是跟得上。评审委员会的六个人都是专家，他们都看过了预印本，但当她把那套多传感器融合架构一层一层拆开，从拉曼光谱的波长选型讲到PPG信号的噪声滤波，从个体化基线校准模型讲到群体分层自适应算法时，临床专家翻页的速度明显放慢了。技术专家的身体从后仰变成了前倾。
讲二期数据的时候，她把三百例受试者的基线特征、主要终点、次要终点、亚组分析、安全性数据全部铺开。血压误差百分之二点八。血糖误差百分之四点七。她把这些数字在屏幕上放大了——不是用花哨的动画，只是把字号调大，放在白色背景的正中央，让数字本身成为视觉焦点。她没有说“我们的产品是最好的”，她只是把数据放在那里，让它们自己说话。会议室里很安静，只有雨夹雪打在玻璃上的声音和她翻页时翻页笔发出的轻微咔嗒声。
讲到接口兼容性的时候，她放了一张NHS电子病历系统的架构图。会议室里的气氛微微变了一下——不是紧张，是一种被专业能力击中之后的、短暂的肃静。
那张图不是从NHS的公开文档里截图的，是她自己画的。
她把NHS系统里几百个接口规范抽象成一张简洁的、层级分明的、像电路板一样精确的架构图，每一个数据交换节点都标注了协议类型和版本号，每一个安全校验环节都标注了加密标准和认证方式。评审委员会的技术专家——那个来自NHS Digital的人——在看到这张图的时候，身体微微前倾了一点。他推了推眼镜，目光在图上的某个节点停了一下，然后低下头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佐伊看到了那个动作细节。她没有停顿，继续往下讲。她的手指在翻页笔上轻轻按了一下，幻灯片切到下一张。
她在最后一页演示页面上只放了四个词——精准、连续、可及、安全。白色的背景，深灰色的字，没有任何多余的修饰。然后她说了一句她演练时没有说过的话。她原本准备的结束语是“感谢各位的时间，我们期待委员会的反馈”。但今天她站在那里，看着评审委员会的六个人——这些和她一样把职业生涯押在“让病人活得更好”这件事上的熟悉的陌生人——她忽然觉得应该说点什么别的。
“这个产品的名字叫PlusCare。但它的slogan是‘隐形的守护’。”她停了一下。会议室里很安静，雨夹雪打在玻璃上的声音从窗外传进来，沙沙的，像远处有人在轻轻鼓掌。“守护不是技术，是承诺。技术可以验证，数据可以复核，但承诺只能靠时间证明。我们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用预警系统证明了一次。现在，我们准备好用这个手环再证明一次。”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评审委员会的主席哈里森摘下眼镜，用镜布擦了擦，又戴上。她看着佐伊，嘴角那个弧度变大了一点点。不是那种社交场合的、礼节性的微笑，是那种听过无数场汇报、见过无数个信心不足或信心过度的汇报人之后，忽然听到一个“这个结尾不错”的时刻。她低下头，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
提问环节持续了一个半小时。
评审委员会的六个人轮番上阵，从技术到临床，从数据安全到市场定价，从系统升级到上市后监测。
每一个问题都在佐伊和莫妮卡的预期之内。心内科主任问了血压算法在房颤患者中的准确性，佐伊用二期临床中亚组分析的数据回答了。糖尿病专家问了血糖监测在1型糖尿病和2型糖尿病患者的差异，佐伊用算法对不同类型糖尿病患者的校准机制回答了。技术专家问了一连串关于接口兼容性的问题——数据交换协议用的什么版本，历史数据如何迁移，与第三方系统的集成是否经过了验证。佐伊一条一条地答，每一个答案都精确到具体的版本号、具体的验证报告编号、具体的测试用例通过率。
采购官员问了价格，莫妮卡接过话头，用一张简洁的成本结构图回答了——不是报了一个具体的数字，是给出了一个区间，并解释了定价逻辑与NHS的预算周期如何匹配。
数据安全专员问了GDPR合规和数据加密的标准，佐伊把数据安全架构图投在屏幕上，从端到端加密到静态数据加密到密钥管理到访问控制，每一条都讲清楚了。
没有什么超出佐伊和莫妮卡预计的“突袭”。评审委员会的每一个问题，都在她们的准备清单上。不是她们猜到了评审委员会会问什么，是她们把所有可能被问到的问题都列了出来，然后一个一个地准备了答案。清单很长，打印出来好几页纸，莫妮卡把它贴在办公室的墙上，每天早上看一眼，每天晚上划掉几个已经准备好的。到答辩前一天，清单上只剩下那些“不太可能被问到”的问题——包括安东尼活跃氛围时候提出的——手环戴在狗脖子上能不能采集到数据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