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律师助理找到了。住得不远，在老城区的家属院里。我去了一趟，他一开始不太愿意说，后来我把委托书的底单调出来，他才松了口。”

她把纸条推到蔡星澜面前。上面是邓婉仪的手写记录，字迹潦草但能辨认。“他说，一年前有人带着尹知夏的证件来办委托注销。那个人大概四十来岁，中等身材，右手腕上有一道很长的疤，从手腕内侧一直延伸到袖口里面。”

邓婉仪的声音压低了一些，像是在复述一段不太好说出口的话。“委托书上的理由是—‘精神疾病，无法自理，由监护人代为注销。’那个男人说自己是孩子的父亲。户口本上也是对的，监护人一栏写的就是他的名字。一应俱全，挑不出毛病。”

“精神疾病，无法自理。”杨光辉重复了一遍这句话。他的语气不重，但每个字都压得很实，“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大学生，突然就精神疾病了，无法自理了，然后被人注销了所有身份记录。这个父亲是谁？”

“助理只记得姓尹，叫尹什么他忘了。”邓婉仪说，“但他记得一件事—那个男人来办注销的时候，带了一沓材料，整整齐齐的，每一页都按了手印。助理说他干了这么多年律师助理，没见过谁准备材料准备得这么周全的。像是提前把所有可能被问到的问题都想好了，答案也备好了。”

蔡星澜把纸条拿起来，又看了一遍。监护人。父亲。右手腕有疤。材料准备得一应俱全。

她忽然想到尹沐笔记本里那行字—“我那时候够不到他的手腕，只能看到那么多。”一个孩子，看着一个右手腕有疤的男人把他姐姐带走了。后来他长大了，考上了美院。他找了二十年，找到了凤尾蝶案的线索，在自己的工作室里贴满了照片，画了房间的简图，写了一个地址。

然后他被人用石头砸了后脑勺，丢在窑厂后面的水沟里。

“这个‘父亲’，”蔡星澜抬起头，“他有没有在尹沐的笔记本里出现过？”

没有人回答。但答案已经很清楚了。尹沐在找的那个右手腕有疤的男人，和一年前带走尹知夏、用“精神疾病”的名义注销她身份的男人，是同一个人。而这个人在法律上是尹知夏和尹沐的父亲。

杨光辉沉默了一会儿，开口了：“所以这个案子现在是两条线。一条是凤尾蝶案，从六年前开始，至少四名受害者。另一条是尹知夏—她从六年前消失，一年前被正式注销身份，而注销她的人，很可能就是凤尾蝶案里那个右手腕有疤的男人。”

“不止。”蔡星澜说，“徐菁去年夏天死，封在蜡里一年。梁桃七天前死。两个受害者，两种蜡，两个人。如果尹知夏是那个用蜂蜡的人，那她用蜂蜡在梁桃身上刻蝴蝶，用的手法和六年前宋青雨尸体旁那滴蜡一模一样。她在重复一个动作，一个她做了至少六年的动作。”

她把桌上的报告、登记簿复印件、邓婉仪的纸条，一份一份排开。从左到右：宋青雨，六年前第一个受害者，尸体旁有暗红色蜂蜡。郑雨歆，尹沐笔记本里反复圈出的名字。赵敏敏和周蕾，凤尾蝶案另外两个受害者。徐菁，一年前被封蜡，死亡时间去年夏天。梁桃，七天前被杀，肩膀上刻着两种蜡混合的蝴蝶。

时间跨度多年。受害者至少五个。作案手法在变化—从放标本到刻皮肤，从单独一人到两人分工。但蜂蜡没变。暗红色的蜂蜡，从六年前的第一滴到现在的每一道刻痕，都是同一种。

“尹知夏六年前消失，但她的蜂蜡一直在出现。”蔡星澜说，“她要么还活着，被那个人控制着。要么她死了，但有人继承了她的蜂蜡和她的手法。”

她停下来。会议室里没有人出声。

韩墨低头看着报告，过了一会儿开口了，声音很平：“不管她是活着还是死了，有件事可以确定。有人在用她的蜡，按她的方式，一直做事。”

他把报告合上，手指按在封面上。“如果她死了，那凶手就是在用死人的东西。如果她还活着，那她很有可能就是共犯，虽然有可能不是自愿的。”

“我们得找到她。”

蔡星澜看着桌上那排材料，从左到右，从六年前到七天前，一条时间线横跨了整个桌面。暗红色的蜂蜡像一根细线，把所有的事情串在一起。线的这一头是尹沐的笔记本，线的那一头是一个右手腕有疤的男人。

而尹知夏，就在这根线的中间，被拉得快要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