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藤椅的扶手，那里已经被磨得光滑发亮。这是外婆常坐的椅子，现在换成了她。

午后，她坚持要整理杂货店的账本。我们并排坐在柜台后，她一笔一笔地核对账目，时不时停下来揉揉太阳穴。账本上的字迹依然工整，但有几处的墨迹晕开了，像是写字时手抖导致的。

“等开春，”她合上账本，望向窗外，“我想在店门口种些花。”

我看着她纤细的手指在账本封面上轻轻划动，忽然想起外婆曾经说过，贺兰的母亲最会种花，家里的院子总是开满各色花朵。

“种什么花？”我问。

“牵牛花吧。”她笑了笑，“好养活，开得也热闹。”

可是她的眼神告诉我，她知道自己可能等不到牵牛花盛开的那天了。

傍晚时分，雪停了。西边的天空露出一角残阳，把雪地染成淡淡的金色。

贺兰靠在窗边，望着天边的晚霞出神。夕阳给她苍白的脸颊镀上一层暖色，那一刻，她美得像一个易碎的梦。

“淮安，”她轻声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要记得给牵牛花浇水。”

我的心猛地一沉，想要说什么，却被她制止。

“只是如果。”她转过身，重新拿起毛衣针，“我再给你织条围巾吧，配这件毛衣。”

小煤油灯被她点燃，温暖的光晕在暮色中扩散开来。她低着头专注地起针，睫毛在脸颊上投下细密的阴影。这一刻的平静，像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美好得让人心慌。

我知道，有些话她始终没有说出口，就像我知道，她的病情远比她承认的要严重。但我们都在维持着这个脆弱的平衡，仿佛不说破，悲剧就不会发生。

夜深了，雪又开始下。

我躺在床上，听着隔壁房间传来的织毛衣声，一声接一声，像计时沙漏里不断流逝的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