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德曼和托马斯很快发现，他们点燃的这簇“小火花”，其蔓延速度和波及范围远远超出了最初的设想。

先是家庭关联组。托马斯本着试试看的心态，在一次与列奥波尔得·莫扎特讨论某件仿制中国瓷器的音色特性（老莫扎特坚持某些釉料成分会影响共鸣）后，装作不经意地提起了那个“关于霍夫曼先生和施米特女士的有趣小猜测”，并隐晦地询问长辈的看法。

出乎托马斯意料，列奥波尔得没有表现出任何长辈应有的严肃或斥责，反而眼睛一亮，摸着下巴上精心修剪的短须，露出了然且兴致勃勃的神情：“啊哈！戈德曼那个滑头搞的鬼？我早看出来那小子（指霍夫曼）看伊丽莎白的眼神不对劲了！跟当年沃尔夫冈看莉莉安早期的木头样子有得一比！”他不但爽快地表示要“下注支持一下年轻人的可能性”（押了“成”，金额不大但态度明确），还主动提出：“这事儿怎么能少了安娜（莫妈）和南内尔？她们准有兴趣！交给我！”

于是，没过两天，安娜·玛丽亚·莫扎特（以“观察年轻人幸福是长辈的责任”为由）和南内尔·莫扎特（以“艺术的灵感源于对情感的敏锐洞察”为借口，实则纯粹觉得有趣且想支持任何打破僵局的可能）也都悄无声息地“入局”了。莫爹莫妈甚至私下争论起赔率是否合理，俨然把这事当成了维也纳生活的新乐趣。这一家子的“全员参与”让戈德曼和托马斯哭笑不得，却也感到一种奇特的“被认可”——连伯爵的家人都觉得这无伤大雅，甚至乐于参与。

紧接着是萨尔茨堡信息组。戈德曼通过一条极其迂回、经过多层伪装的渠道，将一丝关于此事的“风声”和“猜测游戏”的邀请，送到了萨尔茨堡主教宫某个与科洛雷多关系微妙、对维也纳新风向颇为关注的阿尔科伯爵耳边。这位伯爵曾是莫扎特一家在萨尔茨堡时的旧识（与老莫扎特有过不愉快），如今态度复杂。他收到信息后，非但没有向科洛雷多大主教汇报，反而在确认了渠道的隐秘性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有趣……那个工作狂伊丽莎白·施米特，和沃尔夫冈手下那个据说只会算数的家伙？”阿尔科伯爵在密室里对着心腹低笑，“这倒是观察维也纳那位‘伯爵阁下’身边生态的绝佳切口。而且，主教大人若是知道我们私下关注这个……呵。”他同样押注了“成”，理由颇为愤世嫉俗：“那个沃尔夫冈·莫扎特能把石头点成金子，他手下最得力的女总管和最会算账的男助手，要是最后没被撮合到一起，那才叫浪费资源。我赌他会‘优化配置’。” 他的参与和理由，为赌局增添了一层冷酷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至于外部噪音组，戈德曼原本只打算小范围试探，但消息似乎通过维也纳错综复杂的社交与商业网络出现了轻微泄漏（或许是他自己故意留下的缝隙）。结果，几位与“效率工坊”或M&Rose有密切往来、消息灵通的商人、银行家，甚至一位喜欢搜集奇闻轶事的报社主编，都拐弯抹角地表达了“听说有个有趣的预测游戏”的兴趣。戈德曼顺势将他们纳入一个单独的、赔率略有不同、投注上限更低的“外围池”，既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又将可能的舆论扩散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同时还能收获一批来自“民间智慧”的判断。这些局外人的参与热情，反而印证了这个话题在特定圈子里的隐秘吸引力。

于是，这个原本设想中仅限于核心圈小范围娱乐的“观察实验”，不知不觉间演变成了一个涉及莫扎特家族、萨尔茨堡旧势力、维也纳工商界等多个圈层的、隐秘而活跃的“微型社会活动”。不同背景的参与者带着各自的目的、信息和偏见下注，使得这个盘口本身就成了观察18世纪维也纳（及萨尔茨堡）特定阶层社交心态和信息流动的奇特窗口。戈德曼的笔记本上，加密记录越来越厚，赔率随着新参与者加入和信息碎片流入而微妙浮动，他本人则沉浸在这种“操控”与“观察”的双重乐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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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维也纳的隐秘赌局如火如荼、盘外开花之际，沃尔夫冈·莫扎特伯爵的注意力，却始终牢牢锁定在远方的东方。

东行团队乘坐的船只已驶过好望角，进入了印度洋。然而，正如霍夫曼模型所预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关注”比预期来得更快、更直接。公司驻巴达维亚（雅加达）的高级代表，通过荷兰方面的渠道，获知了有一支“奥地利矿业考察团”正前往中国的消息。虽然细节不明，但“奥地利”与“中国技术合作”这两个关键词组合，足以触动东印度公司敏感的神经。

一封措辞谨慎但暗藏机锋的信函，经由英国驻维也纳大使馆，转交到了沃尔夫冈手中。信中以“关切”的口吻，提及“听闻奥地利帝国有意与清国开展矿业合作”，并“友好提醒”奥地利方面注意《英清贸易协定》中的某些“惯例”和“势力范围共识”，暗示任何可能影响现有贸易平衡和英国利益的行为，都将被“密切注视”，并可能引发“相应的外交磋商”。

这几乎是赤裸裸的警告。

然而，收到信函的沃尔夫冈，在书房里独自沉思了半小时后，脸上露出的不是忧虑，而是一种近乎猎人看到猎物踏入陷阱的锐利光芒。他擅长这个——将危机转化为筹码，将阻力变成阶梯。

他没有直接回复英国大使馆，也没有立刻向约瑟夫皇帝求援。相反，他做了一系列看似不相关、实则环环相扣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