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冈·莫扎特伯爵请求觐见约瑟夫二世皇帝，并呈上了那封来自东方的信函及初步翻译内容。皇帝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审慎。一个遥远而富庶的东方帝国主动接触，这无疑是拓展帝国影响力和贸易的绝佳机会。在详细询问了沃尔夫冈对清帝国的了解（沃尔夫冈以“广泛阅读各类航海日志与传教士报告”为由搪塞过去）后，皇帝授权他全权处理此事，并指示回信需“既展现帝国之强盛与友谊，亦不堕皇室之威严”。

得到授权后，沃尔夫冈回到了自己的书房。他摒退了所有人，只留下笔墨纸砚，以及那份沉重而珍贵的信函。

他并没有让任何书记官或翻译官代笔。他要亲自回复。

他取出一张质地最上乘、符合外交规格的信纸，将羽毛笔在墨水中蘸饱。落笔前，他闭上眼，脑中飞速计算着年份，根据莫扎特的出生年份和当前奥地利的纪年，推算出此刻对应的中国纪年——

乾隆四十一年。

这个年份像一道烙印，烫在他的心上。那是“十全老人”统治的鼎盛时期，也是古老帝国最后辉煌的余晖。

他睁开眼，目光沉静，笔尖落下。他使用的是文言文，字体是他前世作为钟蔷时苦练过的、略带个人风格的楷书，虽不及李侍尧的馆阁体那般标准，却也工整清晰，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回信的开篇，遵循了严格的外交辞令和礼节。他以“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皇帝约瑟夫二世陛下驾前臣仆、帝国伯爵沃尔夫冈·莫扎特”的身份，向“大清乾隆皇帝陛下”及李侍尧大人致以崇高的敬意。他简要介绍了奥地利帝国，并表达了对于能够与“天朝上国”建立联系的荣幸与期待。

然而，当写到对中华文明的看法时，笔下的文字不由自主地浸染了超越外交辞令的真情实感。那是一个漂泊的灵魂，在异乡面对来自故土的文化象征时，无法完全抑制的澎湃心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