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的策略被迅速而缜密地执行。她没有亲自前往意大利——那太过引人注目，而是通过萨列里在意大利音乐界和学术界的人脉，找到了一位与科莫神学院几位开明派教授相熟、且对新兴科学抱有同情心的中间人。所有的核心论点和沟通要点，都由伊丽莎白亲自草拟，加密后通过安全渠道传递过去。

这场“谈判”没有面对面的交锋，只有思想的渗透和语言的艺术。

第一轮：破除污名化。

中间人“偶然”在与科莫神学院教授们的茶叙中，提到了维也纳“帝国中央技术研究院”的学术氛围。他依照伊丽莎白的指导，引经据典：

“诸位都知道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的教诲吧？他教导我们通过观察自然来理解上帝的永恒力量与神性。维也纳的那些学者，比如对空气成分痴迷的拉瓦锡先生，或者执着于测量万物引力的卡文迪什先生，在我看来，他们正是遵循着这条古老而虔诚的道路，试图通过理解造物的精密，来赞美造物主的伟大。这怎能说是‘亵渎’呢？这分明是另一种形式的祈祷！”

这番话，将沃尔夫冈麾下的科学家们定位成了遵循教父训导的探索者，巧妙地剥去了对手试图强加的“异端”标签。

第二轮：树立正面榜样。

当对方提及伏特家庭的虔诚背景可能带来的顾虑时，中间人又依照伊丽莎白的第二套说辞，以一种忧心忡忡的口吻说道：

“说到信仰的纯洁，我反而有些担忧。历史告诉我们，有时过于急切地给新知识打上异端的烙印，反而可能损害教会的声誉和权威。想想看，如果当年对伽利略的审判能够更……审慎一些，或许能避免后来那么多的纷争和对信仰的质疑。真正的虔诚，不应源于对未知的恐惧，而应源于对上帝所创造的一切规律的信心。开放与引导，难道不是比单纯禁止更能彰显我主的仁慈与智慧吗？”

这是温和的警告，也是积极的引导。既点明了压制的潜在风险，又提出了“引导”这一更具建设性的替代方案。

第三轮：描绘光辉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