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分成两部分，十一岁前，和十一岁后。

十一岁前的我，是村里最风光的小孩：在盐水棒冰都是稀罕物的年代，我可以在潇洒地买下一根奶油冰棍，然后在同学羡慕的目光里，坐上二八大杠的后座上下学；在一众拖着鼻涕脏兮兮的孩子里，只有我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的确良衬衫；每次放学，我的身后都会跟着一大帮年级各异的同学，他们死皮赖脸地缠着我去我家看村里唯一一台黑白电视。

我曾经以为幸福理所当然，至少，我就应该这样。

直到我十一岁。

我不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只记得很多的村民来到我们家门口，他们怒气冲冲地挥舞着各种工具，口中大喊着“还钱”。

我怯生生地躲在高高的围墙下，透过门缝，胆战心惊地看着一切。

“出来！”领头的一个叔叔喊道，“赵建军我知道你在家！”

他们的声音此起彼伏，手里的铁锹铁铲狠狠打在门上，发出震耳欲聋的闷响。

“别他妈做缩头乌龟！赵建军你还是不是男人！”另一个叔叔喊道。

我不认识他，但我记得他前几天还来我们家，点头哈腰地让爸爸给他的小儿子安排工作。

“再不出来我把你家砸了！”一个矮胖的男人大吼道。

“我爸爸不在家！”终于，我鼓足勇气，大喊了一声。

门外忽然沉默了一下，随后隐约传来了窃窃私语声。

我竖起耳朵想听个明白，下一秒却被人一把扛起，我惊恐地回过头，却发现是妈妈。

奇怪，妈妈平时连水都挑不动，怎么能把我抱起来呢？

她一路扛着我进了里屋，把我放在床上。

“不要说话。”她摸了摸我的头，“你要乖乖地写作业。”

她眼神很坚决，但我分明感受到了其中一丝无助的哀伤。

这是我从未见过的表情。

她转身刚要走，我叫住了她：

“爸爸...他怎么了？”

她摇了摇头，用力挤出一丝笑容：“你别管，这是我们大人的事情。”

我张了张嘴，还想问些什么，她却已经把门带上了。

房间很静，却莫名地让我感觉很紧张，紧张得想上厕所。

我心烦意乱地拿出作业，却发现心思怎么都集中不起来。

围墙外面怎么了？

爸爸怎么了？

我会出事吗？

我回过神来，猛地发现钢笔的笔尖戳在方格纸上，已经氲开了一大片墨蓝色的污渍。

......

爸爸一直都没有出现。

纸是包不住火的，妈妈不想让我知道的事情，我最终还是知道了。

爸爸早年在城里跟着老板做工程，赚了一笔钱，村里的人知道以后，让爸爸带着他们挣钱，于是爸爸当了包工头，但就在一个月前，老板跑路了，就这样，辛苦一年却拿不到一分钱的村民，自然而然把矛头对准了爸爸。

我觉得很委屈，明明我们也是受害者，明明真正的坏人是那个老板，为什么要抓着我们不放。

我觉得我一个小学生能想明白的问题，他们大人也一定能想明白，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

家里的东西在一天天变少：先是那辆自行车不见了，接着是矮柜上的黑白电视，然后旁边的三五牌座钟也消失了，再后来，连矮柜也被搬走了。

我没有问原因，我知道原因。

它们变成了钱，那些能短暂堵住众人之口、获取片刻安宁的钱。

再也没有人跟着我，人前人后地叫我老大，因为我已经没钱给他们买奶油冰棍了。